第二个例子是对古尔纳获奖之后的南方旅行的考察。他先后去了中国（2024年3月）、印度（2023年1月和2024年1月）、南非（2022年11月）和尼日利亚（2022年11月），我们不妨将这些旅行称为“南方之旅”。我们先看一下其旅行情况。

古尔纳在中国见到了莫言、格非和孙甘露等著名作家。但他的作品一夜之间被卖出2万余套（11万本），还是因为他登上了董宇辉的带货直播节目。这是非常商业化的一个活动，这种活动在古尔纳的全部南方之旅里是唯一的一次。他在其他地方参加的基本是文化节，文化节在非洲现代史上一直是重要的增进非洲作家彼此了解的方式，研究非洲文学不能不研究非洲文化节，因为它是非洲文学话语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相较而言，带货直播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完全外在于非洲文学或者全球南方文学生产的历史。

古尔纳在董宇辉直播间

古尔纳的著作在中国一夜的销售量也许是非洲大陆若干年的销售总和。这个数据说明的是非洲文学的繁荣还是危机？如果一个非洲作家的著作没什么非洲读者看，相反，因为获奖而在国际图书市场卖得火爆，这难道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吗？这不正好说明，这个作家是为隐含的国际读者写作吗？一个不为非洲读者写的非洲作品如何能成为全球南方作品呢？

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大多被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所控制，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将非洲文学的整体挡在了全球南方之外。全球南方文学作品转化为文化商品而在南方流通是今日的现实，这个现实如果不加以改变，即全球南方文学的接受全部由市场主导，那么，全球南方的文学的共同体意识就不可能形成。

日本学者宫本正兴在《日本的非洲文学研究—现状与问题》中说，“日本的非洲文学研究，介绍工作……绝大多数依靠商业新闻界的援助”，包括讲谈社颁发非洲文学奖（诺玛奖）也是出于商业营利的目的。白乐晴在描述韩国对第三世界文学的译介现状时也指出，其动力在于商机，不在于全球南方文学家和读者互相了解。古尔纳的南方之行似乎又一次印证了日本和韩国学者的担忧。

古尔纳在中国和中国作家交流时，能看出他在努力寻找共同语言，而这唯一的共同语言对他而言就是郑和的东非之旅。他数次提到了郑和，以强调中非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而和他交流的中国作家似乎对非洲知之甚少。他们避免直接谈论古尔纳的作品，永恒的苦痛和乡愁成为双方交谈的话题，中国和非洲在反殖斗争中所建立的关系被双方都忽略了。

在印度，法拉赫 · 卡图恩（Farah Khatoon）对古尔纳进行了采访。这个采访的内容同样大而化之。卡图恩询问了古尔纳写作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古尔纳在西方写作是否受到什么压力，这个动荡的世界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古尔纳的回答中规中矩，但是，他还是在众多大变局的事件中特别提到了苏联解体，却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讨论，仿佛政治是一个只能点到而止的话题，否则，会给双方带来麻烦。

在非洲的几次旅行，古尔纳明显像是换了一个人，从他说话的语调、身体的从容姿态和所谈内容，都能感到，非洲是他的家乡。“回家”是他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话题。在尼日利亚，他说，我在流亡之后重新回到非洲，第一站就是尼日利亚。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这里，有种回家的感觉。他还说，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一个作家是索因卡，即尼日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随后，提问者就开始详细询问他是如何在英国这个异域之地开始写作、得到了什么帮助、主要受谁的影响，如何一步步地取得了成功，提问者明显对古尔纳的“回家”的话题不感兴趣，这样的提问反映了尼日利亚知识界对于古尔纳的普遍好奇：作为一个南方作家，你是如何在北方成功的？

在南非，古尔纳获得了极高的礼遇，被约翰内斯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在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演讲主要谈论的是根植于非洲现代史中的离散经验，这个话题在听众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在开普敦的演讲，他选择了“重读”南非作家彼得 · 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的作品。“重读”带有明显的象征色彩，“重读”是他对文学的理解：他关于自己家乡的故事的实质是“重读”，因为他早已离开了那片土地，他依靠着学术研究、访谈和记忆，重新阅读和想象东非的历史和现实。“重读”代表了他与故乡无法缩短的距离，但也代表了无法割舍的关联。

在综合考察古尔纳的南方之旅之后，我们形成如下的印象：他的回归南方的事件是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与其说是激活关于南方的想象，不如说是对于北方的再叙述。我们不禁要问：全球南方文学意识能在这种交往的模式中增长吗？古尔纳的“重读”—依靠记忆、距离、疏离感—能作为南方文学主体构建的一个方式吗？全球南方的主体历史应该如何建构呢？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非洲出版业的状况。这个问题我在《从“民族问题”到“后民族问题”—对西方非洲文学研究两个“时代”的分析与批评》一文中有所涉及。在后殖民时期，非洲各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小，非洲自己的出版业萎靡不振、图书销售渠道无法抵达广大农村，文盲率高、中产阶级又缺乏发展条件，这些都导致非洲文学作品缺乏本土读者。本土读者主要的读物是从西方进口的图书。非洲著名出版人詹姆士 · 柯里（James Currey）曾描述了尼日利亚民间出版社穆巴瑞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在1960年代初，年轻的尼日利亚作家和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出版商都认识到，尼日利亚将是西非甚至全非洲文学出版业的心脏。然而，我们却很晚才认识到我们正处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穆巴瑞总在引导非洲作家去写有意义的题材。书印出来是容易的，要销售出去便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即使在尼日利亚，售书也不容易。所有出版邮寄的通道都是去往伦敦。非洲大陆内部的图书贸易尚未开始，况且组织完善的英国教育出版商控制了一切。当然，他们中也有好的商人，是他们的努力使得非洲作家的声名远播到全球说英语的国家。

非洲政府成立的国营公司也因为资金缺乏而步履维艰：

然而，非洲政府过分关注经济的发展，对于现代文学产业支持力度很小，这些政府认为文化就是民间创作和舞蹈，可以娱乐政客及到访的国家领导人。相关保护作家和出版社权力的法规并不健全，版权法和执行力度都不尽如人意。政府对出版的政策是压制性的，比如对印书的材料收税，比如征收纸张税，也包括征收印刷机部件税：备件、油墨、染料、化学原料、胶卷和感光盘。另外对出版和印刷工业工人的培训也不足。

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国营和私营出版业都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1980年代推行的社会结构性转型政策的影响。这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出版业遇到更大的问题：资金的匮乏、融资的障碍、40%的银行高额贷款利息、透支、极低的书籍购买力、高文盲率（尤其在外文方面的识字率更低，而外文书籍正是各种出版社发行的重点）、不通畅的发行系统和被破坏的公共图书馆体系。这些都导致了国营和私营出版社的消失。大学出版社也同样遭遇资金不足的苦恼。

我在南非和埃及两地生活了十余年，切身地感受到西方的文化资本对非洲的控制，这是无法形成南方国家共同的文化市场的根本原因。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南非的图书市场完全商业化，这令国内的出版业处于愈加脆弱的境地。南非一家出版社（Jonathan Ball Publishers）总监杰里米 · 博雷恩（Jeremy Boraine）指出，“南非的读书市场很小，一本能卖到2 000册的小说就算是畅销书。销售量小，便导致图书价格上升”，“在南非的图书市场，货架上出售的大部分图书是西方进口书。

进口书价格本来就昂贵，加之南非货币汇率极其不稳定，因此，进口图书的价格就更显高昂”。我手头的一本南非金山大学出版社印刷的207页的学术书籍《阅读穆斯林》的售价为352蓝盾，约合人民币146元。而扎克斯 · 穆达（Zakes Mda）的一本出版于2015年的小说《小太阳》的售价为246蓝盾，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约为122元。这样的图书价格是南非的大众完全无法承受的。南非的图书市场是非洲的缩影：图书市场只是为少数精英提供西方的书籍，南非读者关于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的知识也主要从西方的图书和媒体中获取。南非作家和其他南方国家作家的交流都是很有限的。

在埃及这个文明的古国，图书市场比起南非更要萧条许多。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爱德华 · 萨义德（Edward Said）曾在开罗美国中学就读，这所中学坐落在开罗的马迪（Maadi）区。十余年前，在这所学校边上新开了一家现代书店狄万（Diwan）。

狄万书店

开罗的书店很少，里面陈列的大多是阿拉伯文图书，也有一些西方的畅销书。除了零星的书店，街头却常见一些流动的售书点，阿拉伯文书籍和英文畅销书摆放在三轮车上供行人挑选。在狄万出现之前，开罗图书市场死气沉沉。狄万书店创始人是三位女性，在2002年创办了这家书店。她们当时的判断是：

但我们的城市缺乏现代书店。在千禧年之际的埃及，出版、发行和售书行业因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失误而疲惫不堪。从埃及第二任总统贾马尔 · 阿卜杜勒 · 纳赛尔开始，经过安瓦尔 · 萨达特（第三任）再到胡斯尼 · 穆巴拉克（第四任），国家未能应对好人口激增，导致文盲、腐败和基础设施衰败。为了压制异议，每个政治政权都控制了文化产出。作家成为政府雇员；文学经历了多次缓慢而官僚的死亡。在埃及，似乎很少有人对阅读或写作感兴趣。在这个文化萎缩的时刻，开办书店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绝对必要。

在她们眼中，传统的开罗书店是这个样子：

在狄万之前，埃及有三种类型的书店：管理不善的政府开办的书店、特定出版社书店以及主要销售报纸和文具的小型本地商店。政府书店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常常乘出租车前往开罗市中心，那里曾经有亚美尼亚人经营的行会、意大利人经营的百货商店、希腊人经营的杂货店。我会沿着城市的主要道路旅行，这些道路都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日期命名……

在市中心，我会进入像坟墓一样的书店，书架上堆满了积满灰尘的书籍。虽然有很多书架，但标识很少。每家店似乎都有一个人坐在前台，一边喝茶一边半睡半醒地读报纸。我会让他们帮助找一本书，那人会把赤脚暂时滑进凉鞋里，让开裂的脚跟压在地板上。他不会调低收音机的音量，而是费力地站起来，走在吱吱作响的木板上，荡起地板上的尘埃颗粒。

狄万书店因此按照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理想设计：它提供舒适的阅读环境、咖啡厅，书籍则从阿拉伯文扩展到英文、法文和德文，图书的主要分类是埃及经典、社会学研究和文学艺术。三位创始人还特意在书店内设了卫生间，这在埃及是一个大胆的设计，给开罗人创造了在家庭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

这个“第三空间”连接着世界。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个书店，读者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学作品，更不用说亚洲和拉美文学作品。英文部分除了英美畅销书就是英国文学经典。狄万确实向世界敞开了一扇窗口，但这个窗口是向着西方和中东地区敞开的，对于其他地区则是闭合的。

在埃及，南方读者也不阅读南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