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谈到经验和教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古尔纳在获诺奖后的“全球南方行”。古尔纳在亚洲没有去韩国、日本，而选择访问印度和中国；在非洲，古尔纳访问了南非、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也在埃及参加过会议。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位全球南方作家的全球南方之旅。

古尔纳在中国的访问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化活动。头部主播组织了一次直播带货，然后就是古尔纳与中国作家的对话。这场对话的特点是，几位受邀的作家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他们和古尔纳唯一能够找到的共同议题，就只有非常抽象的、远离社会问题的“痛苦”情绪。

图为古尔纳直播截图

全球南方的作家之间没有共同的兴趣，不阅读彼此的小说、不关心彼此的处境，依靠得奖这种突兀的市场行为强行坐在一起，能有什么对话的可能性呢？所以我强调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局限的事情，市场无法制造任何东西，即便我们邀请他来，但如果不加深我们对他真正的理解，也不加深他对中国真正的理解，就只能是无话可说。

古尔纳在尼日利亚和印度都参加了当地的文化节，但“无话可说”的问题在这些地方也同样存在。在尼日利亚，古尔纳说自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他本人自从60年代桑给巴尔革命开始就流亡海外，在英国学习，80年代是尼日利亚的巴耶鲁大学聘请他教书，让他能够回到非洲。不仅如此，古尔纳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是尼日利亚的作家索因卡（Wole Soyinka）。因此，他对尼日利亚有着特殊情怀。

但是，尼日利亚知识界不关心古尔纳“回家”之后想做什么，而只在意古尔纳作为一个非洲人是如何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印度知识分子对古尔纳的访问则更加抽象，他们请古尔纳谈谈“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写作”、“你对想写作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些“纯文学”的问题完全脱离了历史的语境，也脱离文学作品具体的文化和经济背景。

在南非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金山大学和开普敦大学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学位，并且又给他举办了两场专题讲座。第一场讲座谈的是移民的经验、离散的经验，因为南非人的离散经验也非常丰富，因此他们能够读懂古尔纳所谈论的“离散”；这个话题在中国确实很难获得共鸣，我们有的更多是“离乡”而非离国的经验。第二场讲座谈的是“重新阅读南非文学”，主要谈论了南非作家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的作品。古尔纳在南非两场讲座的基本议题是如何离开本土，又如何重新和本土相联结的。

在整个“全球南方行”当中，几乎没有人询问古尔纳非洲现实的问题，然而，古尔纳在市场上的成功也带出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非洲作家的书是写给谁看的？很显然，不是写给非洲的读者、本土的读者，而是写给世界的读者看的。他的书和非洲本土读者的关系已经很小了，他只能把自己放在“世界文学”的位置上去写作，为世界读者而写作，这是很多非洲作者在90年代全球化时代以来基本的写作取向，那就是站在中心，书写边缘，写给中心的读者看。

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存在着大量站在边缘写给边缘人看的非洲文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这些文学不会被西方所介绍，也不会得奖。这些作家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不管是在美国学术界工作还是在非洲学术界工作，他们的写作是为了改变现实，而不是纯粹按照西方理论生产出一套知识。他们所预设的读者就是本地人，因此这些写作总是和行动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批判性的就一定是好的，关键在于你是为了谁、为了什么样的行动而写作。

因此，我非常强调我们中国的学者应该去了解非洲文学当中这样的作品，并且要及时写出文学评论，让非洲读者了解中国人对他们作品的看法，和当地人对话。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在地”的沟通。

更进一步说，我们还要寻找了解非洲文学对中国而言的文化意义，而非单纯是政治意义。从我做非洲文学的经验来说，我认为我们要向非洲学习。比如去学习非洲作家对人的多元性的洞察。

2024年5月22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参赛者在“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坦桑尼亚赛区决赛上展示才艺.新华社

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上取得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留意到，“压缩式”现代化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成功的标准开始变得清晰化、单一化，在经济上的成功、获取社会地位，好像就是成功的标准。今天许多年轻人的迷茫和热议的“内卷”，也与此有关。但是非洲文学所呈现出的成功的标准、快乐的标准是非常多元的，而这种多元标准其实恰恰根植于个体本身的多元性。

在文明互鉴的意义上，寻求中国文明精神、中国的社会工业化经验和非洲文明精神、非洲社会发展的互补与汇合之处，是我们需要付出一整代人努力来探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