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建国后，我们对于非洲的认识，是在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与第三世界解放运动这个框架之下开始的。因此，我们对非洲文学的兴趣其实符合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解。

从6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翻译了大量的非洲“启蒙文学”作品，这些文学的主题往往是破除旧的习俗，反对非洲的迷信，典型的代表就是对割礼、求雨等陋俗的批判，包括1975年出版的《莫桑比克战斗诗集》，《世界文学》的亚非拉专号等等。这些作品是殖民地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知识界对这些文本的兴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这不仅是一种认识的逻辑，同时也是政治的现实的逻辑。

90年代起，国内对于非洲文学的兴趣受到文化市场化的深刻影响，西方给非洲文学颁发的各种奖项成为我们译介非洲文学的最主要的参考点。长期以来，国内并没有研究非洲文学的科班出身的人才，这种现象直到最近几年才好转。没有科班的非洲文学研究者，非洲文学在21世纪初的起步依靠“东方学”“美国非裔文学”“世界文学”学科领域的学者客串。他们为非洲文学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90年代是中国非洲知识转型的一个时期：从传统的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理解非洲，转向后殖民的或者发展主义的进路。这个变化必须放置在90年代全球政治和思想变动当中去理解。南非90年代初取得了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南非左翼阵营发生了巨变，新自由主义开始抬头，开启了“新南非”的政治经济转型。

2023年5月17日，游客在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种族隔离博物馆参观。新华社

以南非的转型选择为缩影，从90年代起我们与非洲的关系在知识和政治层面上都有所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80年代大学校园里还能看到不少的非洲留学生，但90年代似乎明显减少。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以及认识和解释非洲的模式，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型。

2010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发展战略之下，我们和非洲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契机，非洲成为一个重要的市场和政治力量。在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要求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如何在知识上去发展出一种中非之间的互动关系。

南非的和平转型与社会挑战

ESSRA：您提到，90年代是一个全球转向的时间。1994年新南非的转型以和平方式解决种族隔离问题、促进社会团结的改革方案为主要特征。您2014年到南非工作，距离1994年新南非政治转型刚好届满20年。根据您在南非实际生活的经验，您认为南非道路的成败如何？

蒋晖：90年代南非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的交接，废除了种族隔离。其中两大改革方案其实都值得商榷。

第一是采用和平赎买、自愿买卖的土地改革方案实现种族和解，这意味着白人的经济权力和整个南非社会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彻底改变；第二是非国大推动的“真相与和解”运动。为什么要发起这个运动呢？我们知道南非改革转变了政治模式，由白人掌权变为黑人掌权。但是在伦理和道德上，白人和黑人怎么能够变成同一个国家的国民？怎么能够生活在一块？这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还是个伦理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创建一个新南非的身份认同需求，白人和黑人都需要这个身份认同。

“真相与和解”运动的核心过程就是由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所主持的一个宗教仪式，所有有罪的人进行忏悔、得到宽恕。它的要义在于强调所有对于黑人的迫害都是国家的行为，是政治和制度问题，而不是白人个体的行为；因此，只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个人之间是可以实现互相谅解的。问题在于，在伦理和道德上，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所有肤色的人和谐生活在一起？新的身份认同真正实现了吗？这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图为图图大主教（Desmond Tutu，1931.10-2021.12，南非前大主教、反种族隔离著名人士）视觉中国

不过，我们要理解90年代南非道路，要回到当时冷战格局全面瓦解的世界形势，这是南非道路的一个历史前提。冷战结束后全球的自由化、一体化、民主化等潮流难以避免，导致南非国家转型和其他非洲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有所不同。

非洲国家民族独立的历史阶段有两个，第一个阶段是60年代。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的方式基本上是谈判。那时殖民列强已经意识到殖民体系难以维系，但却通过权力交接的方式，在政治和经济上继续控制独立后的非洲精英们。

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葡语区非洲的独立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经历了彻底的革命战争。他们组建了列宁主义政党，在独立之后也想走激进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最终都失败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独立后随即便陷入了连续不断的内战之中。

南非吸取了上述两种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对整个非洲民族独立之后普遍出现的独裁、内战、种族清洗等危机。因此，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加上非洲自身已经有的经验教训，自然让90年代的南非走上了经济上的自由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