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社会，中国大陆、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在用数字技术追踪可能的病毒接触者，很多措施也是强制性的。不过，与中国的“健康码”不同，后三者的技术主要用来进行接触追踪，并不限制一般民众的出行。

东亚社会明明具有相同的抗疫模式，但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偏偏要把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区分开来，形成对立，即“专制”与“民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8月的一份报告在对全球的数字监控模式做了比较后认为，中国大陆病毒追踪的手段“最极端，是在对所有公民进行监控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谈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疫情监控时，该报告就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政府也尽可能照顾民主价值”。

西方在把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社会加以对立的基础上批评和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我们却无力回击。这是我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缺乏哲学思考的难堪结果。

有两点是显见的。第一，亚洲社会为什么不仅不反对戴口罩，而且戴口罩反而成为官员和民众自觉的行为？这是“亚洲价值观”所致，即亚洲传统的集体主义传统，民众能够考虑到公共利益。第二，美国社会从官员到老百姓为什么不仅不戴口罩，反而抵制和反对戴口罩？这是因为美国社会过度崇尚个人自由或者个人主义，过度关切个人利益，从而失去了公共利益意识。

亚洲价值观所包含的集体主义促成了亚洲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合作。这种信任与合作促成亚洲政府可以采取科学的方法来应对疫情和控制疫情。相反，美国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毫无底线地追求个人自由，例如不戴口罩的自由，导致了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不信任，这深刻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抗疫和防疫。

如果看到了这两点，所谓亚洲社会之间的“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就并不存在，这种区别是美西方一些人用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进而看到，美西方和亚洲社会在抗疫行为上的不同具有更深层次的哲学和文明差异。

（本文内容摘自郑永年 杨丽君《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一书）

《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郑永年、杨丽君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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