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里有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思，也有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攻击。那么，为什么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思没有转化成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肯定？这就是作者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这一点即使是崇尚西方自由民主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看到了。福山认为，三个关键要素决定了抗疫、防疫的成败，即国家的制度能力、社会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领导素质。

福山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编辑洛尔·芒德维尔对话时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教训是，一些国家比另外一些更有效地抵抗了新冠病毒，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他指出，有人认为，造成差异的分界线是民主体制与威权政体，后者被认为管理得更好，主要的论据是这次对抗疫情的过程凸显了中美之间的差异和极大的反差。不过，福山也认为，如果仔细观察，有效性与是不是专制体制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因为某些西方民主制国家的表现相当不错，例如韩国、日本。欧洲国家之间在抗疫方面也有分歧，表明该问题与民主问题无关。福山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应对健康紧急状况的能力，东亚社会的技术官僚公务员体系具有悠久而强大的传统，能够在没有过多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工作，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山指出，另一个因素与社会信任有关。在美国或巴西这样社会两极分化的国家，人们对抗疫措施的回应并不理想。如果人们彼此不信任，不信任政府，他们将不会采取当局建议的行动。美国尤其糟糕，因为在过去四年中两极分化极为严重。是否戴口罩都一度成为美国的政治问题，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人们只是认为这是必须接受的限制。

福山也认为，领导人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果拥有像巴西的博索纳罗或美国的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总统，他们不想采取不受民众欢迎的行动，结果将是非常糟糕的。

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但表现在社会分裂，而且体现在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福山所提的这三点也完全可以解释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抗疫成功，是因为领导层面的领导力、政府的有效运作和社会的配合。为什么中国和西方之间就抗疫展开了那么持久的制度之争呢？很简单，因为任何一方一旦偏离了基本事实，就容易倾向于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西方这样做还可理解，因为西方抗疫成绩平平甚至是失败的，但中国这样做就没有必要，我们没有必要诉诸意识形态，诉诸经验事实即可，因为中国的抗疫是成功的。我们一些人简单地把抗疫成功归于制度，而把制度又归于政治体制，这样做大大简化了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复杂因素，讲出来的故事也不为西方所理解、所信服。

但福山的理论把中国归于“专制”，把亚洲其他国家归于“民主”，这也是意识形态在作祟。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通过理性叙述把问题讲清楚。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它们决定了西方的平庸甚至失败和东亚社会的成功。第一，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科学方法。第二，亚洲国家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取向。

就科学而言，除中国之外，疫情期间，利用数字技术跟踪病毒接触者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少见。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以及美国、英国和欧盟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数字跟踪的手段。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0年7月底的一份报告，全球当时已经有差不多50个国家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数字追踪。

随着疫情的发展，英、美、德、法等欧美国家陆续推出疫情追踪软件，不过，与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不同，这些软件都不是强制性的，公民可以自愿安装使用，这样就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2020年6月，德国政府推出一款旨在让民众分享检测结果、提供追踪的手机软件“新冠警报”（Corona-Warn），结果推行3个月后发现“没什么人用”。截至9月中旬，该程序在德国下载量超过1800万次，但仅有75万人分享了他们的检测结果，占总人口的9%。德国的隐私保护法在全球最为严苛。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曾建议考虑借鉴韩国的方式，授权官员用手机数据来调查病毒传播链，但是相关的法案遭到批评，最终被搁置。

同样，法国推出的第一个防疫追踪软件“阻止病毒”（StopCovid）的命运也类似。法国政府的报告说，跟踪应用上线的20天内，下载量仅为190万次，低于全国人口的3%，一共只有14人收到过新冠警报。

英国的情况好一些。英国于2020年9月24日推出追踪软件，到10月2日，英国卫生部才宣布软件下载量终于突破1400万次，英国的人口是670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