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缺基于经验事实之上的理性辩论成为我们塑造“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的最大障碍。如果陷入高度情绪化的指责，则失去了很多机会来和西方辩论，这里仅举几例。

第一，对美国的“言论自由”面临的困境没有进行认真的学理分析。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美国主要社群媒体如推特和脸书禁止总统特朗普使用，此举引起了民主、共和两党阵营更大的对立和不满。推特上特朗普的支持者发起改头像运动，呼吁使用者将自己的头像换为特朗普原来账号的头像以表达不满。但也有反对者表示，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利用社群媒体散播选票被偷窃的不实信息，甚至鼓吹暴力，构成了明显而即时的危险，有禁言必要。

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表示，禁止言论是危险的，不是美国风格，可悲的是，这并不是左派的新招数，他们多年来一直企图让反对派噤声。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也特别以“难以置信”的推文表示“让人民噤声，让美国的总统（噤声），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不是在我们国家”。更多的政治人物则表示，到了反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审查制度的时候了。

美式的言论自由正在成为美国内部矛盾冲突的推手

美国针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明列的言论自由和可能因散播不实信息煽动暴乱的辩论，因双方阵营各持己见而加剧。欧洲政治人物，包括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做了理性的表述。但中国社交媒体除了大量的嘲讽和讥笑之外，缺乏对言论自由边界的理性分析。

第二，没有沿着西方主流社会易懂的逻辑来论证中国实践的合理性。

很多西方名人观察到了中国奇迹，说了中国很多好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我们光赞同这些西方名人的言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顺着其逻辑来呈现更为完整的叙述。西方观察家语言的背后是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沿着他们的语言做“中国为什么如此”的论述，那么效果会好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方观察家往往是用比较（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方式来阐述的，这更能让人直接或者间接地理解中国和西方制度的优劣。

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埃隆·马斯克。马斯克于2021年1月4日接受《商业内幕》（BusinessInsider）杂志对话时称，他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官员交谈时曾有过十分正面的经历，“他们可能比美国官员对人民更有责任感，比如他们总关心本国人民是否会为某件事感到高兴或者这件事能否为人民造福”。他指出，“这似乎具有讽刺意味，尽管中国采取一党执政，但他们似乎真的十分关心本国人民福祉”，“事实上，他们可能对公众看法更加敏感，比我在美国所看到的更甚”。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这不是马斯克第一次公开赞扬中国。他于2020年7月曾表示，他对中国的看法大为改观，“中国的活力非常充沛，那里有许多聪明且勤奋的人民”。他还指出，美国人是享受特权且自满的，尤其是在洛杉矶、加州其他地方和纽约。他认为，美国凭借科技赢得太久了，“当你赢得太久，你就会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的基建成果令世界瞩目 图片来源：新华社

更早前，马斯克在2020年4月曾说，美国的基础设施真的很糟，尤其是普通道路和高速公路，机场也是，很多情况下令人难堪，但“我去中国访问时，我看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比我们好得多，这太棒了。欧洲的也更好”。他还曾在2018年评论一段“中国工人9小时建成火车站”的视频时称：“中国在先进基础设施上的发展要比美国快100多倍。”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只有在多党制下，民意才可以得到有效的表达，政府才会真正对人民负责。但西方社会的现实在动摇这种信念。实际上，很多年前，西方一些观察家就注意到，较西方多党制，中国一党执政下的政府更关切老百姓的诉求，更对老百姓负责。为什么？这是一篇大文章。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把背后的逻辑讲清楚。

第二个例子是德国汽车生产商大众集团总裁赫伯特·迪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一次视频会议上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赞扬。据德国《世界报》报道，迪斯在论坛上表示：“我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去年我们的两家在华合资企业都由大众公司占据了多数股权。这在过去30年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迪斯还表示，中国公司在欧洲投资时遇到的困难要比欧洲公司在华投资时遇到的更多。一同参加这次网络讨论的还包括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以及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勒梅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