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1500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到今天的全球社会，经历了这四次大的跃升。通过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这三股浪潮驱动着社会前进，在社会前进的基础上，从原来的君主、贵族、农民三方同在，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主权，建立了共和，成就了一个劳动和资本共和的时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得非常清楚的。当然各个国家实现路径不一样，英国通过伟大革命，通过妥协的方式；法国通过大革命的方式，德国是通过改良的方式，美国是通过独立战争的方式，每个国家经历的路径有所差异，但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

20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通过民主和福利这两股力量又分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通过中产阶级和在这个社会讲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橄榄型社会来主导，似乎人类的梦想实现了。但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今天出现了全球权贵合一，中产阶级失败和大众抗争的时代。

所以，认识今天不能从左中右去认识，今天的世界是权贵和大众之间斗争的时代。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今天是这个社会受到压迫最大的、承担的责任最重的，所以中产阶级这种生活的苦难是这个时代的苦难。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多半都在中产阶级那儿。所以，中产阶级的身体和他的精神在分离，而它这种身体和精神的苦难，现有的制度又没有给它足够的保障。所以，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虽然外形没有变，但是制度精神已经变了，表现为民主的困惑、政治的极化、制度的僵局，说到底是人变了。

4月11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用来埋葬部分新冠死亡患者的哈特岛。图自新华社

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逻辑反叛”继续向纵深发展，从内外两个维度深刻地暴露出了美国政治制度内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只要这一制度性缺陷得不到解决，美国面临的“民主的困惑”就一直存在，甚至将越来越严重。

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冲突，以及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冲突。首先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尽管美国是一个寻求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合法性合一的体制，但解决复杂问题所确立的却是合理性的体制，最终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合理性的一方背离了合法性的一方，最终表现为合理性政治力量与合法性政治力量的对决。

其次是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冲突。在经济社会当中，整个的资源是完全由1000多个亿万富翁来主导，推动必要的国有化能够使资源在大众当中进行公平的分配，或者是再分配。

最后是本土和全球化的认同冲突，整个世界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一体两翼”的时代，我们既有国家的身份，又有世界的身份，这两重公民身份的平衡之间产生了冲突。一个身体两只翅膀，我们既有自己国民的义务，又有世界的义务，既为中国人的梦想而奋斗，又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但这两者中间是有矛盾的。尤其是遇到了新冠疫情以后，这个矛盾就立刻被大家所感知。我们怎么能够统筹“一体两翼”，这是时代的问题。

四、美国民主困惑的未来前景

未来美国民主的方向是什么？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制度闭锁，制度成“高压锅”，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回归。压力之下，美国制度闭锁了、国门关闭了，退群、废约、筑墙、排外，最后所有的矛盾压在美国国内，在高压之下最终这个制度成为了一个“高压锅”，最终会带来法西斯主义道路。我想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有美国学者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希特勒？的确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种，制度调适，制度成“出气筒”，最终导致新进步主义兴起。制度通过调适、改革促成一场新的进步主义运动，现在的民主党人拜登带有这样一个方向。

第三种，制度突变，制度成“变压器”，最终导致新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可能性现在没有了，桑德斯现在已经退选了，所以这三种力量是今天美国民主困惑内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核心的问题。

现在来看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和拜登所代表的方向，要求美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将美国最先遇到的民主的困惑，无论是集权与民主的困惑，还是选择什么样民主的困惑，还是民主与“金主”之间的困惑，这是美国人今天制约他们重新寻找方向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并不只是美国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进入全球化，久而久之它也会面临和美国同样的问题，就像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讲到，他说，“我今天看到的是英国和法国的问题，那些德国的老百姓们，读者们，你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这就是阁下将来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困惑，实际上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着眼于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们遇到同样的困惑时，能不能想出打破困惑、寻找方向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够带领人类走出新的一步，迈上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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