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西方推崇的“分而治之”模式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造成身份政治、权利绝对化、社会分裂等深层危机，自由主义长期倡导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已经破产：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之间，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美国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之间，同性恋者与反同性恋者之间，支持堕胎者与反对堕胎者之间，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矛盾重重，互不退让，激烈对抗。

欧洲资深学者布鲁诺·马塞斯（Bruno Macaes）认为，我们要坦率地承认，我们正在衰落，我们那些强大的对手们正是从我们曾经打造的自由主义普遍性神话中，追溯到了我们失败的根源。

西方国家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从未停止过。西方自由派被不少中国人称为“白左”（这个中国词汇已经进入英文词典），一般指那些高喊自由、人权、平等的口号，出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显示关心移民、少数族裔、性别少数群体和环保等议题的群体。然而，随着西方内部的移民危机、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加深，与“白左”对立的保守主义“白右”势力也在上升，而“白右”的口号是“上帝、家庭、国家”等。

由于西方选举政治的缺陷使然，“白左”与“白右”的矛盾日益恶化。这种局面导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构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建设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从偏右翼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中间派的代表马克龙，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样的思路。

当然，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使然，西方许多人对于非西方世界兴起的“文明型国家”话语一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金融时报》资深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就认为“文明型国家”是文明例外论，抨击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2019年3月4日，他在《金融时报》以“中国、印度和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发文，认为文明型国家天然具有排他性，放弃“民族国家”而选择“文明型国家”将会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文明内部的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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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围绕“文明型国家”争辩的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文明型国家”话语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引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困境的反思。

英国资深学者克里斯托佛•科克公开承认，“西方已经没有资格为他国打造普世价值了，甚至可能连为自己打造都做不到了。”布鲁诺•马塞斯更是明确指出，“西方所追求的世界文明或普遍文明业已崩溃……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观以前很少受到挑战，过去‘第三世界’几乎完全认同它们，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西方今天放弃所谓的“普世价值”，转而回到自己的“文明”，但究竟有没有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西方文明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一般公认现在西方世界还没有“文明型国家”，亨廷顿当年预测的是同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与另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发生冲突，而没有预想到“一个现代国家等于一种文明”的“文明型国家”正在与西方世界发生冲突。

克里斯托弗·科克指出，“希腊人和十六世纪的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西方”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848年的著作《西方共和国》 。这和3000多年前就有“宅兹中国”铭文的中华文明怎么能比？

换言之，没有这种悠久原生态文明渊源的西方，仅仅靠所谓共同价值观联系起来的西方“政治文明”，面对基于自己原生态文明衍生发展而形成的“文明型国家”，似乎显得更为脆弱与涣散。这在俄乌冲突中得到体现，俄罗斯国家和民众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这也在14亿中国人追求国家统一的强大意志和凝聚力中得到体现。

也有西方学者指出“文明型国家”话语不同于过去流行过的粗糙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它“吸引了世界上的各种非自由主义者”，并对西方左右两翼都产生影响：对于那些将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左翼，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文明型国家看起来更像“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张”；而对于那些将自由主义与过度自我放纵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右翼来说，文明型国家似乎是“对抗文化堕落、坚定捍卫传统的守护者”。

2020年1月，《经济学人》在欧洲专栏刊文称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将会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文章指出欧洲已经“不得不放弃普世主义，放弃其向外输出普世价值的布道者的角色”。

2021年，匈牙利学者埃盖迪（Gergely Egedy）发表了一篇研究“文明型国家”研究论文，表示“我们需要认清现实，西方已别无选择，现在是时候宣称放弃普世价值、全力保护我们自己独特文化传承的时候了”。

看来“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崛起已经搅乱了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西方长期主张的所谓“普世价值”，使西方内部白左、白右之间的“文化战争”更加复杂化。

总之，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比较超脱地俯视西方内部的种种纷争，并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给他们点拨一二，这算不上干涉内政，只是与他们分享一些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