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型国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对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是一种‘范式解构’和‘降维打击’。”

“为什么同样拥有着古老文明的埃及、印度没有最终形成一个‘文明型国家’呢？”

“文明型国家”这一政治叙事正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所关注，西方内部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并争论。在东方卫视9月2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61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宗教学研究室主任邱文平老师一同探讨了西方对“文明型国家”这一概念的关注。

张维为演讲：

2020年8月6日，英国记者、作家路西诺（Aris Roussinos）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写道：

“一个幽灵，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幽灵，正在自由主义西方徘徊。随着美国政治力量的减弱和道德权威的崩溃，欧亚大陆崛起的挑战者采用文明型国家模式，以区别于日益瘫痪的西方自由主义秩序。”

作者引用我的话说：

“中国学者张维为审视着衰落的西方，冷静地指出：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

同年1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

“文明型国家”今天成了时髦概念，中国学者宣布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国家，而不是那种已经过时的19世纪的民族-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跟着中国（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布，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特质使其免于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解体。印度正在争论自己是否是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候选国还包括土耳其、美国，甚至欧盟等，这个名单还在扩大。

“文明型国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对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是一种“范式解构”和“降维打击”。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我们倒是可以回头来看看西方的观念，看看所谓由传统的“文明-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这种西方观念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会造成许多流血冲突。且不提历史上数百年的厮杀，单是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今天印度内部纷乱不断的情况，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偏执性。

我还指出：“欧盟推动欧洲国家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换言之，我们从一种比西方“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来审视西方国家，对它们的困境表示同情。我说：

“欧洲整合谈何容易，毕竟欧洲已经分裂了上千年。欧洲整合也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其整体实力还是面临严峻挑战。如果欧洲国家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欧洲的总体衰退的命运将难以扭转。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感到自豪。”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也发现西方理论与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些谈话中已流露出对“文明型国家”的羡慕，毕竟他面对的是小国林立、互相争吵、一体化前途堪忧的欧洲。在2019年举行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指出：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是经济强国，如一些人所述，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国家’……他们确实扰乱了我们的国际秩序，影响着经济秩序，重塑着政治秩序。……但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灵感，他们有一套我们欧洲人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的真正的逻辑、哲学和想象力”。

会议报道截图

马克龙要求法国承担起复兴欧洲文明的使命，他显然希望欧盟最终能成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但这谈何容易！

长期以来，西方全盘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拒绝不同文明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蛮横地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即所谓“历史终结论”。他们延续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传统，到处煽动“颜色革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发动战争，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和财富浩劫，引来全世界的人怨天怒。

倒是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早在1996年就指出，在充斥着种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上，西方强行推广西方文明的所谓普世性，必然会走向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