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秩序”VS“民本秩序”

从政治秩序的演化道路来看，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秩序“自发秩序”和“民本秩序”。

今天的中国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大多数国家选择“自发秩序”，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多党政治—代议制民主—寡头政治；而中国选择了后者，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以人民为中心。

“自发秩序”第一步是有了市场经济。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进而没有更多创新，没有更多财富。不管多么不喜欢市场经济、劳动雇佣制，它已经发生了，回到市场经济之前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国家想有财富，没有市场经济是不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跟邓小平说，华人世界里只有中国没有发展，其实最应该发展的是中国，因为中国人脉很深，受过教育的人都在大陆，真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都是渔民。中国大陆怎么富不起来呢？肯定路子有问题。邓小平不说话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与李光耀会面

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贫富不均。

市场经济是能者的天下，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像北京人，家国情怀很大，喜欢谈政治，上海人则擅长搞金融证券。社会分化必然会产生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人，而像我们这样的大多数人只能读书，再按部就班做公务员或下班后想着明天干什么，计划怎么发财，第二天起来却又跑到办公室。

有富有穷，穷人是穷人党，富人是富人党，这是不受控制的“自发秩序”。19世纪，党都是阶级政党，是按照富有程度划分政党的。多党政治是代议制民主，选出来立法、决策；而代议制民主的结果是寡头政治，少数人享有。

我研究民主理论十来年，反思了很多；而西方学者对自己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反思，更深刻、更多。

2014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个教授研究了1981年-2011年30年间美国的1881个政策案例，看哪些案子最后成为法律，哪些没有。结果发现，富人集团提出来的诉求基本变成法律、政策，而穷人等弱势群体提出来的变成法律的，不及富人的三分之一。最终结论就是，美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寡头国家，充其量是寡头民主。

讲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人跟我辩论，你说体制有问题，但它们很不错，比如空气好、人富有。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更多阅读来了解历史。西方人喜欢把这些东西归结为好体制、好制度，这是结果。但是富有是怎么来的？我的总结是“两进一出”：

“一进”是战争直接掠夺。1895年《马关条约》赔偿2.3亿两白银，有了这个钱，1905年日本就在东北发动日俄战争，和俄国决一雌雄。战争掠夺对西方国家而言是很常见的。

另外“一进”是全世界购买他们的工业制造品。1840年，东西方的工业生产总值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到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占到90%，全世界都要向它纳贡，消费它的东西，财富由此滚滚而来，结果就是他们有钱搞福利政治，建立福利国家。

至于“一出”，因为工业化是消灭农民，新的阶层兴起。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简单说就是两个字：走人。我到爱丁堡，看到有资料显示，1800年-2000年，爱丁堡本地人口数量逐渐降至20%以下，大批苏格兰人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去了。另外一个数字，是1900年-1930年，意大利总共5000万人，其中600万人选择出走。但这没有解决国内矛盾，最后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墨索里尼政权诞生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还给墨索里尼发电报：“祝贺你，避免了一场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产生。”

所以，“自发秩序”第一步是实行市场经济，第二步必然会产生社会分化，如贫富不均、地域问题、城乡问题等，第三步是“马云”他们想搞党，叫“马云党”。真马云大概不敢想，因为马云同志是共产党员。

第二条道路是“民本秩序”，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以人民为中心的道路。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先有了政策方向后才发展市场经济。这必然也会导致社会分化、贫富不均、东西问题、南北问题以及城乡问题等。但这种秩序的第三步是党的领导，其领导体制就是民主集中制，而最后的结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将“自发秩序”和“民本秩序”两条道路做一个现实的、有可比性的比较。

我有两组数据：“1：9”和“1：150”，“1：9”是“1：150”下的概念。

150是二战以后新兴的国家有150个（左右）。因为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会员国是54个，到现在达200个左右。就国家意义来讲，150个肯定是大数据，而这个大数据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实行自由民主——就是走美国式道路——而走向发达的，一个都没有。

其实二战以后走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少，如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这些，大多数在儒家文化圈。联合国经常宣讲博茨瓦纳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我以前没听说过，一查，博茨瓦纳是“非洲之星”，单一民族，人口225万，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但艾滋病感染率是25%。联合国、世行把这样国家当样板。

博茨瓦纳（资料图/视觉中国）

而“1：9”……10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亚洲6个（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2个（埃塞尔比亚、尼日利亚），南美2个（巴西、墨西哥）。这10个国家是1：9，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另外9个是“自发秩序”。基于不同的发展历史与差别较大的发展规模，中国和印度在国家治理意义上还具有可比性，和其他国家的可比性不是很强。因此，我们常把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

有一次外交部驻印度大使到我们学院做报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很了解印度。代表团到孟买——孟买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上海在中国，印度人问代表团，“你们上海比孟买落后多少年？”我们代表团一听，傻了，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回答：“落后很多年，等你们指导”。半年以后印度代表团回访到上海，代表团团长掐自己的腿：“醒醒，这不是纽约，这是上海！”

还有一次，我的学生陪同前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度，从机场到国宾馆，一路两边锦旗招展，上面有字。翻译说，上面写的是“我们赶快发展，否则中国就赶上我们了。”

其实中印在一些领域也不具备可比性。如印度孟买、德里改造贫民窟，因涉及侵犯产权等社会问题，他们改造贫民窟的速度得1500年。还有个说法，“印度人不急，内急也不急”。而莫迪一上任就是“干净的印度”——原来不是不急，是随地大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