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孩找了男朋友带回去见妈妈，妈妈会告诉小伙子好好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这是上一辈对下一辈的希望；但是在印度，准丈母娘首先看你这个职位能不能搞腐败，这是选女婿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文化上的根烂了。

菲律宾也是这样的。在中国叫“豆腐渣工程”，菲律宾叫“影子工程”。国家预算出来了，国会和政府部门、利益集团三家参与，利益集团说服某个地区的建筑商虚拟一个计划，经国会、政府批准，钱下来以后三家分了，没有工程。

我们在生活中听到太多，一有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有一个理想的坐标，就是美国。然而，很多实行美国体制的国家腐败不少。政治权力是结果，经济增长6.5%还是7%，对一个国家没有根本影响；而政治乱了，顷刻间这个国家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结构就没了。中国晚清的戊戌变法和苏联改革均认为所有原因是政策原因，从政策下手，结果国家政权很快被搞掉了。

美国的历史更有意思了。立国至今200多年，从农业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奴隶制）到工业革命，后来进入工业资本主义，20世纪中期后又搞起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没有变革，想变也变不了——美国开国之父们规定，如果要修宪，第一个条件是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同意。政治利益哪有那么多公约数？要获得70%的支持率修宪，这很困难。

我们就要问了：美国经济体制变化那么大，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没改，也改不动。

因为改不动，所以枪支泛滥。这些东西都写在宪法中的，没法修宪，枪支泛滥就没法遏制。有民意调查显示，80%~95%的民众强烈要求禁枪、控枪，但如此绝对多数的民意在法律面前仍显得非常软弱，毫无力量。国际恐怖主义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每年不超1万人，但在美国，每年死伤于枪击的能达3万人左右。有时候真的要问问，谁是恐怖主义国家。

资料图：视觉中国

美国历史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关系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2003年的时候认为，从1974年第三拨民主化开始，70多个国家都倒了，而中国倒下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中国不但没倒，还越来越强大。黎安友因此提出“韧性”威权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这一威权主义体制的弹性空间很大。

从历史到现实，所谓的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可能要重新认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很多教授人云亦云。

改开40周年为什么能走得不错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到今天，走得还不错，逻辑在哪？中国的政治变迁，总结下来有八个字：“坚持方向，固本革新”。

怎么坚持方向？看《邓小平文选》，1978年12月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上进入理论务虚，从1979年1月份开到3月份，还要继续往下开，中宣部和社科院联合举办。中宣部觉得这个会不能无限制开下去，需要一个总结，找人讲话，找谁谁都不讲，最后没办法找了邓小平。

问邓小平讲不讲，没想到邓小平答应得很爽快。他来讲，就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定了调子，我们要改革。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情况下，要守住共产党领导权问题，这个东西没了，一切都没了。这就是“坚持方向”。

比较而言，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革命，但很少有成功的改革。革命理论上很容易，敌人、目标非常清晰，组织动员、反对敌人就可以；而改革，是动自己的奶酪。明治维新算非常成功，但最后在我们看来也走上邪路。我们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邓小平把握住了方向。

戈尔巴乔夫改革，首先动了基本盘，两年之内把共产党斗得稀里哗啦。1987年至1991年，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都在风起云涌地反对苏联共产党。苏联矿工几十万人动不动罢工，而苏联知识分子是改革、反攻的急先锋。结果，苏共没了。这些知识分子到中国人民大学来要喝二锅头，因为在苏联喝不起酒了，伏特加非常难喝。这是知识分子的遭遇，更别说苏联工人的遭遇。

苏联垮台以后两次私有化，一次在1991年，一次在1995年。我拿中石油、中石化做假设。假设中国银行、中石油、中石化国有化，每个人给的股权是理论上的，跟实际所有毫无关系。但是怎么私有化呢？股权可以转让。这些公司的老板故意不发工资，让拥有股权证的工人们迫不得已转让自己的股权，最后财富聚集到红色资本家手中。我拿中石油、中石化举例子假设，大家容易感同身受。

因此，不要听经济学家说得很美，说去国有化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苏联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就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高低之分，一比不是一个量级的。

说邓小平伟大，结果现在大家都按照邓小平比，比如说莫迪是“印度邓小平”。考虑到印度的体制，怎么可能？在印度，公益组织成千上万，莫迪想建厂、开山，各种公益组织让他没法做。最后莫迪一气之下关闭了9000多个NGO的账户，让他们没法运行，否则改革没法弄。即使这样，日本和我们在印度争高速铁路开发权，结果日本赢了，但是两年下来征地还不到两公里。莫迪怎么可能是“印度邓小平”呢？

莫迪与安倍晋三会晤（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