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计算机在诞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自身能力有限，只能实现比较简单僵化的意识性活动，所以它的这种意识性本质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因而人们在后来又创造出一个至今没有清晰定义的新名词“人工智能”，以示与一般的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同。

其实如果我们意识到计算机所做的最基本的逻辑计算工作本来就是意识所特有的活动的话，那么计算机的其它更复杂的应用，也必然都是意识性的智能活动。所谓“人工智能”只是从属于其中的一小类没有清晰边界界定的技术或应用而已。

计算机作为一种全新的意识性工具，在根本上突破了人类传统的物质性工具的“框架”（范式），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它引发的不是物质性的“工业革命”，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意识性的“智能革命”。

这场革命对人类能够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则取决于人类对人类意识活动规律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理论描述。如果这方面不能突破，则这场革命更类似于物质工具领域中金属工具的出现，只能停留在“工匠”层面之上。（“被误解的‘科学’与‘技术’”，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21年4月）

在人类社会领域，在西方主导世界的近现代，对现有主流社会“框架”（范式）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则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但是它至今尚未达到建立一个全新社会“框架”（范式）的程度，目前它的基础依然依赖于已有“框架”中的商品生产、利益机制等，“框架”底层的社会发展核心推动力还是人类欲望的不断膨胀。它更像是对已有社会“框架”（范式）的一种带有激进色彩的修改。

在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主席心有不甘地对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坦率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人类欲望的持续膨胀具有天然正当性，是西方自文艺复兴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框架”（范式）的最基本的前提之一。究其根本，这套社会“框架”源于新兴资产阶级反抗神权政治、追求自由贸易和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背后就是人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

在这个“框架”（范式）中，制约这种膨胀不走向灾难的唯一“设计”，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欲望冲突（所谓的“制衡”）。所以，冲突成为了这个社会“框架”内生的不可克服的常态，虽然这种冲突在有条件的时候会被导向外部。

西方走出中世纪黑暗之后建立的这套社会“框架”（范式），似乎是一个不追随模仿文明其它的前行者，通过另辟蹊径去超越对方的成功实例。

这种欲望持续膨胀的基因，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结合以后，使这个社会“框架”具备了全球扩张的能力。于是近代以后，有着个人欲望自我约束的中华文明“框架”（范式）受到了西方这个社会“框架”（范式）的致命挑战，几近崩溃。而西方这套社会“框架”（范式）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几乎覆盖了全球。利用商品经济与利益机制，通过引导、鼓励、刺激、挖掘人的欲望而实现不断的“增长”与“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所有主流国家天经地义的核心追求。

上述三个台阶的跨越，在工作内容、人才特质、组织方式、目标期望、资源投入、过程可管理性等各个方面都有各自的不同特点。例如从第一个台阶到第三个台阶，工作的不确定性成分持续高涨，其过程的可预测性快速下降，可管理性在不断显著减弱，人才的特质从注重本专业经验的丰富转向注重大跨度、直达本原的思考与探索能力。认识掌握这些客观规律，才有可能实现创新预定的战略目标。

如今，西方建立的科学与技术的“框架”（范式）似乎遇到了瓶颈，因为我们自20世纪后半叶后，便在科学与技术的原理层面止步不前。这是否在暗示这个“框架”需要新的重大突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退出航天一线后，曾致力于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突破科学与技术的现有“框架”（范式），以期实现人类科学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

人类在全球性社会治理方面显然也遇到了深刻的挑战甚至是危机。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末一年一度的驻外使节会议上曾经坦率地说到：

“我们正经历西方世界霸权的终结。从18世纪起，我们就适应了建立在西方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西方霸权体现为18世纪经历启蒙运动的法国霸权、19世纪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霸权和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拥有经济和政治统治地位的美国霸权。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切都被西方所犯的错误和美国政府近些年来的选择所颠覆。……（新兴的）这些国家在构建国际秩序方面比我们更加具有想象力，而欧洲已经有点失去了这些，国际秩序在重新洗牌。……我们还面临一场从未有过的市场经济危机，由欧洲创立并在欧洲实施的市场经济数十年来已走上岔路。……扭曲的市场经济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也打乱了我们的政治秩序。”

资料图来源：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官网

我们是只需要在以人类欲望膨胀天然合理为基础的社会“框架”（范式）上不断修改，还是需要根本性地重建一个新“框架”（范式），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以实现开创为标志；但是如果这种开创仅仅意味着中国成为源于西方的社会“框架”（范式）中新的领头羊，对这个“框架”做各种“修补”，那么我们就无法逃脱欲望持续膨胀带来的自生性内外冲突的困境。

1974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他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其结束前的一段声明，清晰地表达了新中国的奠基者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走向的思考，在国家日渐强盛的今天，读起来颇为发人深省：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不是在西方的社会“框架”（范式）内与其争夺“话语权”或“话题设置权”，而是从迥异于西方“框架”（范式）的基本理念出发，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坦荡地宣示我们对于何为“文明”的理解及真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