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经费减少以外，疾控中心的人员数量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看看疾控中心的机构数、人员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医生数，可以看得很清楚，2001年分别都达到了顶点之后，机构数、人员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医生数都开始下降。因为疾控中心即使赚钱，也不会比一般的医院更能赚钱，因为一般人生病之后不会到疾控中心去看病，都是去一般的医院，只是不得已的时候才去疾控中心看病，所以疾控中心的人即使能有偿服务也拿不到多少钱。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生占疾控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的比重在1990年达到顶点，之后这个比重都开始下降，很多人才开始流出疾控中心。但疾控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活儿，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进入疾控中心的话，即使增加了很多人也没有用，更何况总体上人数还在下降。

所以在非典之前，疾控中心的机构数量、工作人员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而且都不是往好的方向变化，数量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

更危险的是原有的三级基层医疗预防保健网开始逐渐瓦解，2000年前后，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三级网出现了断裂带，重医轻防、重有偿轻无偿、重收益多轻收益少。换句话说，这些卫生防疫站最重要的工作已经变成了“医”而不是“防”。很多研究发现，预防保健职能难以切实落实到位或流于形式，更有人说卫生防疫系统已经“底破线断”、“名存实亡”。

到非典的时候，当时有卫生部的负责同志讲，全国县及县以下的防御机构只有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余1/3已经名存实亡。

非典之后，高强成为了卫生部长，他在2005年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座谈会上讲，中国的农村居民基本上都住在乡、村，但我们的疾控系统只建设到县级，乡、村基层没有专人负责疾控工作，而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主要任务在农村，非典以后农村还是没有人做疾控工作。改革开放前疾病控制之所以有效，除了靠专业的防疫站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层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而这个时候三级网基本上已经瓦解了，这也是非典以前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

由于卫生防疫体系支离破碎，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甲类和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徘徊不前。按道理讲，这个时候中国的医疗技术比以前要高得多，人们的生活状况、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也大幅度提高，传染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应该是往下走，但整个90年代基本上是徘徊不前。

同样是因为防疫体系运行出现了问题，从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仅仅涨了一两岁，平均每年只涨0.09岁，而前一时期（1949-1980）是每年涨1.1岁，从这也可以看到疾控方面的贡献非常之小。

非典给了中国人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训。非典以后，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黄建始说，2003年以前，中国的公共卫生没有恢复到1966年以前的水平，这句话说的其实是很重的。

吴仪副总理在非典以后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也讲，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能力差，她说目前国家省市县四级都建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但定位不准、职责不清；机构不少、功能不强；队伍庞大、素质不高；设备成就、条件落后；防治脱节、缺乏合力；经费不足、忙于创收。这个判断我基本上都同意，只有一条不太同意，就是她说队伍庞大，我认为我们的疾控队伍不应该算庞大，后边我会讲理由。

非典以后我们做了很多补救。当时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胡锦涛，总理温家宝都谈到了要建立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当时的副总理、卫生部部长（兼任）吴仪也认为我国建立疾病预防体系的当务之急，是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明确职能、落实责任、深化改革、优化队伍、定编成员、保障经费等种种措施，来提高各级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能力。

非典对中国的冲击是很大的，非典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在三年以内要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在中央财政的引导下，全国各级一共投入了116个亿，完成了全国2448个县级及其以上的疾控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硬件建设。其中仅国家疾控中心的一期工程就花了6.34个亿，占地面积7.6万平方米，2017年又开始了二期工程。

在其后的十年里，我们建成了建筑总面积将近500万平方米的各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人均建筑面积有63.3平方米，从硬件来讲改善了很多。疾控中心的设备投入也大幅提高，一共投入了70多个亿，增加的设备将近17万台，增长幅度将近200%。而且花了不少钱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的网络直报体系，本来从基层一级级报到北京要花5天的时间，有了这个体系以后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之内。所以非典以后各级疾控的硬件有了巨大的改善。

非典以后政府对疾控中心的财政投入也大幅的增长。下图是每年财政和上级政府对各级疾控中心的投入，最近两年达到了每年500个亿。而且疾控中心的经费里边来自财政的钱越来越多，来自于有偿服务的钱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到近两年有偿服务的比重降到了20%，现在大部分的钱确实都是来自于财政投入，这是好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