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危机及教训

第二部分我要讲一讲四次危机及其教训。

第一次是在1958年到1961年，第二次是1967年到1971年，第三次是1985年到2003年，最后一次是2008年到今年。这四次危机都会得出同样一个教训，就是什么时候忽略了预防为主，不把预防为主切切实实的落实到政策上贯彻、执行，就会受到惩罚，就会出现大问题。

先看第一次危机，我们这里有张图，图里能看到中国的疾控中心或防疫站的数量，以及疾控中心占医院的比重。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在1958年到1961年前后出现一次危机，虽然这个期间疾控中心、防疫站的数量还在增长，但医院增长得更多一些。

所以第一次危机的表征就是防疫战的绝对数量在增长，但相对数量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地方把卫生防疫站、专业防治所和卫生行政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合并，被称作“三合一”、“四合一”，合到一起当然也可以起作用，但可能会导致卫生防疫的功能弱化，进而导致了一些传染病的回升。

这次危机的走出来要到1962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卫生系统又逐步的恢复正常，卫生防疫的专业工作也得到了恢复，这次危机才算结束。

第二次危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各个公共权威机构都被打乱，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也能看得很清楚，第二次危机是从1967年到1971年，不仅是疾控中心占医院总数的比重下降了，而且疾控中心的绝对数量也下降了。

所以第二次危机的表征，就是卫生防疫站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双双下降。原因是当时很多卫生防疫机构被撤销了，合并到了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结果使得防疫人员外流、改行，导致传染病的报告系统全面瘫痪，卫生防疫体系遭受到严重的影响。这就导致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开始流行，疫情大幅回升。

当时流行性的脑积水炎累积发病人数有300多万，发病率达到了4‰，死亡率也挺高，是5.5%左右。此外还有疟疾爆发苏、鲁、豫、皖、鄂5个省发疟疾的人达到2000万人左右，爆发了很严重的危机。

一直到1971年以后，在恢复卫生防疫机构的同时，农村逐步的建立了刚才讲的三级医疗防疫保健网，而且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在广大的农村开展，这次危机才算过去。

第三次危机是在非典之前，表征是1985年到2003年之间，卫生防疫部门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原因是政府忽略了卫生事业，对其投入严重不足。后果就是卫生防疫体系不堪一击，最后导致了非典危机。结局是非典以后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检讨，做了一些补救。

政府当时对卫生事业投入不足，看一看统计就能看得很清楚。从下面这张图中大家看可以看到，中国花在卫生上的总费用其实一直都在增加，而且后边越增加越快。但如果看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从1985年以后比重急剧地下滑。

在1985年以前，政府的卫生开支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是40%左右，但到了2000年前后，也就是非典之前，比重下降到不足20%，大概只有16%、17%左右。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所以政府防疫部门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

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实际上都是政府全额拨款的，不管是机构发展、设备添置、人员经费、业务开支，都是由国家支付的，这些卫生防疫部门给社会提供的服务也全都是免费的。

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对疾控机构的投入逐年萎缩，使得这些机构难以正常运转，甚至发工资都难以为继。政府就开始想让这些卫生防疫部门收费，自己养活自己。比如说1985年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的文件《关于卫生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允许卫生防疫部门收取劳务费和成本费。

这个门本来开的是很小的，仅仅是收卫生防疫的劳务费的成本费，但后来这个门就被打开的很大，1988年国务院又转发了卫生部另一个文件《关于全面深入贯彻预防为主方针，进一步加强预防保健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推行预防保健多种形式的有偿服务和保偿服务。之前都是免费服务，但现在开始要收费了。

1992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卫生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中也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卫生部门后来的工作会议也要求医疗机构要“以工助医，以副补主”，让医疗机构自己去赚钱。所以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有偿服务就逐步演变成了疾控机构主要的筹资渠道，这个做法在国际上实际上是非常之罕见的，当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和质疑。

我们看一看到非典前一年，2002年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收入来源，可以分成四大类，其中一类是财政补助，一类是上级补助，这两个都是上级政府给疾控中心的拨款，一共是24%左右。而疾控中心的收入大头的72%来自于有偿服务。

疾控中心本来是做公共卫生的工作，但这个时候大量的工作人员都“转行”，开始像一般的医疗机构一样通过给人家看病来收费，反倒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公共卫生疾病防控变成了次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