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时代长大成人

以《娇惯的美国心灵》为素材，我们能否侧写出当代青年的人生剪影，从他们共同的成长经验归并出一代人的生活简历，追溯个体的成长过程同哪些普遍的历史进程交叠在一起？进而反思：这一代青年，是不是有史以来的“娇惯”第一代，自此后，娇生惯养才是正常操作，反而是我们在这里用“娇惯”去标签化年青一代，才是出于一种未经反思的陈年偏见呢？再则，作者关切的是美国青年，但在他们的成长背景中，我们能否分辨出哪些是美国特有的，哪些又是无分西东的普遍，是否可能用书中的美国故事来反观我们自己？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同一年，2000年出生的千禧宝宝开始进入大学。如何给这一届美国大学生在社会结构和代际谱系中找到位置？根据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的研究，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以它在美国同龄孩子中的分配方式，非但担当不了社会流动的通道，反而成为社会分层乃至身份固化的工具。所以，在这一年读大学的美国青年，虽有寒门子弟，但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往往不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父母甚至祖辈就已接受过高等教育，中产家长奉行精心栽培的育儿之道。在虎爸虎妈的管教下，如书中指出，他们大多都有一个“备考的童年”，早早加入“履历军备竞赛”的行列，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者，拿到了哈佛、耶鲁的录取通知，成为“优秀的绵羊”。

朱莉•海姆斯女士，任斯坦福新生学院院长多年，曾出版有《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这一畅销全美的书。在同本书作者交流时，她就说过：“假设这是数学课。如果孩子在六年级的数学课上拿不到‘A’，就意味着他们掉队了，到中学后就没法进入数学的第一方阵，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进不去斯坦福大学。”

书中多次提到纽约女作家丽诺尔•斯科纳兹，因推广“放养孩子运动”而获得“美国最恶毒妈妈”的封号，她也曾告诉本书作者，美国父母“经历着双重的恐惧，一是怕他们的孩子会被绑架，二是怕孩子进不了哈佛”，“某件事如果做不到百分百的安全，那就是十足的危险”。由是观之，蔡美儿教授当年以“虎妈”之论挑起中西文化之争，某种意义上模糊了问题的焦点，育儿方式之别，虽然文化传承的因素在所难免，但归根到底在于父母阶级地位之分。近期就有纳入长时段历史的多国比较研究证明，当一个社会处在不平等加剧的历史周期时，精英父母就会选择增加在子女教育上的资源投入，以此应对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以及一种无确定性可言的未来。

（“虎妈”蔡美儿）

社会学者将1995年界定为互联网世代的起点，按照这一分期，如今的大学生就属于“互联网世代”，他们生逢互联网，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青春期就可以把互联网装在口袋里。

假设约翰出生在1995年，那么到了2006年，也就是他11岁那年，“脸书”做出一项重大变革：从前，注册者必须证明自己是在校大学生，而现在，任何声称年满13岁的孩子都可以注册社交网站。又过一年，也就是约翰12岁那年，iPhone问世，自此后的五年，搭载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特”（Twitter，2006）、“汤博乐”（Tumblr，2007）、“照片墙”（Instagram，2010）、“色拉布”（Snapchat，2011）。2013年，18岁的约翰进入大学，到了2016年秋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时，美国四年制大学刚好完成了代际轮替，全部由互联网世代的孩子所组成。

作者在书中指出，几乎同期，精确地说是以2011年作为时间的拐点，美国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以焦虑、抑郁和自杀率为指标，出现了大面积恶化，安全主义也突如其来地降临校园。也就是说，从互联网世代进大学，到校园政治风起云涌，相关性既已一目了然，那么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因果机制，具体而言，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是否导致、催化，或加剧了青年的心理问题？作者在书中引用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