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对宪制的这一理解，我试图从促成历史中国发生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阐述早已为中国人熟知的那些重要制度，什么样的重大事件需要这类制度，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个制度或这个制度的发展演变，以及有时还要解说一下，为什么外国没有而中国有，或外国有中国没有，某个或某些制度等等。虽然分析的是历史中国的一些制度，但这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关注制度功能的书，属于社会科学的书。

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切入，因为这个问题对当代中国很重要，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事包括制度太多时候是“日用而不知”的；如果没写在书里，没贴什么文字标签，一些人，包括学人，就会以为缺失了什么。我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关心我们历史上的和我们今天身边的实际在起作用的制度，不但关心，而且能察觉、理解并能用生动的学术语言来有效阐述这些制度。

于明：您是一名法学学者，促使您去写这么大一个著作，去用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中国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有法学的出发点？比如说，我们过去对宪法的理解太狭窄了，只看到宪法后面一个问题，其实没有看到在成立宪法之前，我们今天讲的人权保障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是法学的学者不太去关注的问题。

苏力：其实这是中国法学学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今天中国的法学学者大部分是学生出身，就算是有过一定社会经验，也都是从和平年代出来的，不懂得国家究竟是怎么样的，对世界理解是善良的，总觉得人多了，大家都同意就行了，但真实世界不是那样的。但我觉得我们可能还会犯很多次这种错误。人很难真的记住历史，被记住的往往是故事。

于明：在《大国宪制》中您讨论的是历史中国，我看到您在最近的讲座中也在讲革命、建设与现代中国的构建，想问一下您接下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会是近代中国的问题么？

苏力：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就面临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今天看就是，如果中国文明还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从传统农耕文明转向现代的城市工商文明。由于这要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变革，这一定是中国的现代再造，首先是革命，revolution，然后是建设，construction，但从制度上看，这两者的结合就是re-constitution。这确实在我的研究计划中，但也觉得自己未必有能力把握。因此，我现在不敢说什么，只能走着看，边走边看。这也可以算是另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于明：我们今天试图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方面要努力发现真正的中国经验，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社会科学的或有些西式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甚至有时候为了可交流的表达不得不牺牲一些内容的丰富性，您如何看待这种内在矛盾？

苏力：这不可避免。但有得有失。这个问题其实从来都有。这就是孔子说的“损益”。如果看重所谓的原汁原味，那么无论“损”还是“益”都很糟。但问题是，真的有原汁原味吗？谁的标准？而且原汁原味真的好吗？人可以尊重历史，却没有遵循历史的义务。在我看来，无论“损”还是“益”，都是创造，都展示了新的可能。创造未必就好，但不创造，就“可得永年”？我其实更关心后果，但好后果不是通过斟酌本身就能获得的，一定要通过行动或事件。但不探索，不努力，没有包括失败的努力，怎么会有新的可能性呢？

于明：可能放在一个大的学术市场里面来说，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您可能在这个方面有偏差，但是别人在这个偏差中却有新的创造。

苏力：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老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真相搞清楚。其实我不太同意，因为我们关心过去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关心，主要是因为关心未来才关心过去。但是作为整个人类来说，历史起着这种功能，即探索过去，才能面对未来。

于明：可能大家更关心的还是您能带给我什么知识？比如说《大国宪制》，放在很多法律史人看来，历史跨度太大，细节太模糊了。

苏力：很多地方是错的都有可能，我自己也知道。但没法子，若没有一个基本框架，是没法重新说事的。

于明：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科学的表达，比如说我们说叙事方式也有很多种。有的学者认为既然是讲中国故事，就应该用中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他们觉得中国古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讲一个故事，很简短的道理去表达丰富的思想。

苏力：以前在其他文章里我就讲过读者的问题，在最近一篇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演讲中，我就写了一段，就说古人讲中国故事的时候，基本上是对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讲，不聪明的人根本不讲。孔子讲诲人不倦，我想了想，我是不是做到诲人不倦了？孔子实际上没有做到，孔子讲了，凡是不能举一反三的我就不教了。可以看到，孔子作为老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为什么？他觉得知识要教给非常聪明的人，但能举一反三的人太少了，大部分人举一反一就不错了。很多人经常看你讲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把你翻译成另外一种意思。因此，古人写的东西非常精练，让你能琢磨，我们今天不是。我觉得我选择这种方式写，恰恰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而且，我也不觉得必须以某种方式写，每个人可以选择他自己认为合适和有效的方式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