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现在回头看，这本书的方法论意义会不会更大？比如书里说的抗辩制问题、秋菊的问题，农村发生巨大的变化，对90后以及00后来说，去阅读的时候，可能会有时空错位，有些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这种方法对他们还是具有启示意义。

苏力：其实我在新作《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法理》一书中使用的是这种方法，始终保持在微观层面，对细节高度敏感，去分析这些具体问题。在处理细节时，始终注意看到里面的理论问题，或案件本身提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问题。像我写关于药家鑫的文章，药家鑫是独生子，所有人都不会认为独生子是一个问题，但我讲这背后涉及一个刑法原则，罪责自负的问题。这一原则在我们国家的其他法律当中也有，比如说怀孕的妇女通常不收监，哺乳的妇女不死刑等。但没人关心这背后的原则是什么？让人觉得好像这是个仁慈或慈善的问题。其实这其中关注的是，不让无辜者去承受刑法的伤害。我把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问题提炼出来，即便人们不同意我的具体观点，但起码了解许多问题的复杂性。我希望中国法律人能够关心具体问题。大小由之，这是法理学研究应当有的追求。

于明：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法理学研究的状况？

苏力：有重大进步，但还可以再进一步，甚或大步前进。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了，不再是局限于法治宣传，正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关心中国问题，也多了些理论自信。但是我觉得也有缺点，如很多人没有办法从法理学去关心部门法的具体问题，要么按民法的方式来关心，要么按刑事案件来关心，或者是大数据的问题，好像没办法把法理的知识带进来，提出法理的关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在法学中，法理学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竞争力。由于训练和阅读更广泛，法理学其实有可能比部门法学者更容易看到一些问题，并因此有所贡献。

比如说，前年有一个养母打孩子最后被判入狱的问题。但就是没人讨论，因为不打孩子已经是一种政治正确了，而且以讹传讹，说西方国家从来不打孩子。其实西方是允许打的，只不过用词是有区分的，discipline在中国通常被翻译成规训，其实就是管教，有别于abuse。但学者不知道，或是不敢讲，不会讲，或是讲不出道理，法官自然也不敢讲，不会讲。

我从案件事实出发，然后概括了中国社会家长打孩子的各种不成文但公认的规矩，其实中国人基本都知道的规矩，包括为什么事打，打男孩女孩，谁来打，谁不能打，以及打什么部位等等。我写了篇文章把这些规矩都列出来，讲了背后的道理。我希望，今后遇到类似案件或争议，我们可以看看用这个规矩，就大致明白了，到底是虐待还是伤害，或是一般的教育。这就是法理学最可能做的事，把“百姓日用而不知”变成知识，变成规范，这是部门法学者反而做不到的。我认为，中国的法理学者应当研究部门法，部门法学者也应当有更多法理的思辨。

于明：您的研究始终是关注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但其实熟悉您的读者会发现，您的理论背景、学术训练、研究方式甚至表达都深受西方的影响，甚至您也是法学界翻译著作最多的学者之一。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反差的，以及如何看待法学翻译？

苏力：我是有中国关注，但也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最了解，相关的经验最丰富，便于我去研究。这就是扬长避短。如果没有我的这种经验，就写不出基于我的经验才能写出的文章。我写过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当过军人，我知道部队对人的训练，不光是纪律的训练，而且你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会改变。因为部队上的官兵，都来自多个省，因此这会改变中国社会浓重的同乡观念。士兵间的竞争都是实打实的，射击，投弹、越野长跑，这其实就是精英选拔制，而不看重同乡同学关系。理解了这些，才能够理解中国古代为什么异地为官；理解了，现在只能主要官员异地任职，但大量副职只能在当地任职，就容易腐败。像这些问题，不是看外国书可以了解的，你生活在这里，你更了解，剩下的就是要把背后的道理讲清楚。

我翻译的著作大致跟我的偏好、知识类型有关。此外我还关注作者的写作风格、论述风格。因此我比较喜欢福柯、波斯纳等等。翻译的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学会国外学者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国内问题，也可以把其他学科的知识带到法学来。或者把法学的视野扩展到其他相关的学科。波斯纳的写作风格特别灵动，让我特别有收获。他的阅读量非常广泛，而且他能非常凝练地把一些观点提炼出来。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分析问题时会把一个问题中各层面的问题都一一梳理出来。翻译这种书，也是学术的训练。

于明：上世纪90年代，您是最早将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法学研究的格局，形成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科法学，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社科法学的发展？

苏力：我只是读书比较杂，学术兴趣比较广泛而已，我愿意接受那些我觉得有道理的解说，不愿受所谓的学科限制。当我研究时，我也没想过什么引进，我只是觉得就该这样研究，只有这样解说才能说得通；这样研究才能发现问题，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才能接地气。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甚至不管那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或其他学科的。我觉得真正的研究者，尤其是法学，就应当是问题和知识导向的，而不是所谓的学科导向。需要什么就补什么，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而且不仅是社会科学，其实其他人文学科，只要有解说力，也很重要。例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对理解法律解释就很有用，说实话比哈特或拉兹的分析法学犀利多了，也有用多了。我用了，甚至没必要一处处都标出来，标注某某某。那不是做学问，那是假装做学问。

社科法学在发展，拓展了法学研究范围，关注了更多中国问题，更接地气了。但我觉得还需要更多关心具体的法律问题，包括传统的部门法问题，以及许多新兴的法律问题。那会对法学贡献更多更大。就此而言，社科法学不应当只是理论法学研究者的关注，或作为理论法学的替代，那样社科法学仍然可能局促于理论，与法律实践、法律实务关系不大。如果无法与法律实践建立更切实紧密的关系，社科法学就会飘在空中。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一位理论法学研究者来说，最好将自己的理论兴趣同某个部门法或同法律史联系起来，收获会更大。另一方面，部门法学者若能更多关注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不仅会有助于部门法的研究，也会对社科法学的发展有更大贡献，因为部门法研究往往有非常具体实在的法律问题。

目前，由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全新的法律领域，社科法学者应当进入这些新领地，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这个时代的隐私和诚信等问题。这些法律领域既不属于传统部门法，也没法从传统部门法中推演出来，而只能在当代社会、制度和科技条件下创造出来。社会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有好多全新的问题、麻烦和冲突，法律人在应对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创造了这些法律新领域，他们必须考虑那些促成和影响这些新领域的种种变量，不大可能依靠传统部门法教义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