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都是个案分析，事后来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针对个案重要法律争点的分析讨论。任何案件其实都可以有很多法律争点，从证据到法律，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案件完全相同；即便一样的地方，也可以因关注点不同，或视角不同，分析不同。

但我会更关心个案中凸显但为当时学界和舆论普遍忽略或认为无关紧要的一些问题，事实或法律问题。因此，不同程度上，我的绝大部分个案研究都属于“顶风作案”。不是爱唱反调，只因为，学术重复没有价值。必须独立发现不仅对此案的法律应对可能有实践意义，而且对其他案件(甚至未必同类的案件)也可能有一般意义的问题。这才是法理的个案研究，有别于却更有可能补足部门法的个案研究。部门法学者不会想要多一个敲边鼓或捣糨糊的，法官也不需要你告诫他早已熟知的。

另一类个案研究则集中关注司法决策及其法理表达，包括判决书中表述的解释、论证或“证成”。这不可能完全脱离对个案的研究，但比前一类个案研究多了一个关注点，即关心或集中关心在这一个案中法官是如何分析论证的，在努力设身处地理解法官的同时，又保持一种苛刻的分析态度——看似相似却有别于批评态度，这必然也要包括分析理解塑造法官思考和判断的诸多社会和制度条件。这类研究的要点不是我赞同或不赞同某一判决，而是为什么赞同或不赞同。这类研究，至今国内还不多。之前因为判决书不公布，研究少还说得过去。如今判决书全面上网了，已不缺研究资料了；但会有多少人愿意投入这一领域，我也没信心。担心的道理多年前我就讲过了：中国的判决书其实只有当事人关心，并且关心的往往也只是最后那句话。[20]但有些事，即使没多少人做，也该做；或者，正因为没多少人做，才更该做。

属于这类研究的，有“药家鑫案”(第三章)的附录；“虐童案”(第四章)的第三节、第四节，以及“舞剧《红》案”(第七章)的上篇。第八章借“许霆案”讨论司法如何解决某一类“难办案件”，即依据现有法律无论说理、解释和论证都不能证成一个合理判决，除非“超越法律”(“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分析结论是，更合适、更好的回应方式，是借助现行司法制度来回应这类案件的法律问题。第九章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更容易出现但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以各类司法解释介入它并不熟悉且很少有制度制约的立法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就一些问题事实上行使了“准立法权”，由于“最高”，它要比其他各级各类法院都更容易过界甚至越权，并因此在某些问题上改变了自己与其他国家机构间的宪法关系位置。

虽然讨论的是法律事项，但由于法理的关注，有意无意地，其中有些个案分析提出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法律。对舞剧《红》的分析最为典型。这一争议的发生和演变展示了20—21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一些深层次的与法治有关的问题：随着法律日益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变得更有心计了，并都在法治的名目下正当化了。这种情况的弥散，构成一个重大社会生态问题，会是许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人生问题。具体从业的法律人可以不思考这些问题，但理论法学人有理由关注这类现象。

我不认为，本书各章对事实的关注方式，个案应对建议或从个案中获得的法理启发是正确的，值得推荐。其实，正确从来不是我的最高追求。个案法理分析追求的更多是开放问题，开放智识，更生动、强健和野蛮的思考；更有效沟通理论法学和部门法的理论和实践。

任何理论话语，长期而言，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广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那么它就一定是死路一条，无论什么规划，或以何种名目出现，也无论从业者何等虔诚，何等努力，都最多只能令其苟延残喘。经院哲学曾经宏大、系统、缜密和智慧，如“针尖上可以站几位天使”这种论题。这种情况并不只属于过去，而是一直就徘徊在我们身边，最突出的，就是现代社会中，那日渐增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其不高明，而只因为世事变迁带来的萧瑟秋风。法学不是经院哲学，也不是数学、逻辑，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它更多是一种职业技能，如果它还有存在的理由，它就必须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法理更是必须以某种方式让法学/法律从业者获得部门法甚或其他学科无法及时提供的些许启发。社会功用永远是学术存在的根据。

而这就是本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