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规范的关注包括吸纳，但更包括限定，因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所有的普遍规范其实都隐含了某些条件。第五章分析了历史上中国有关保护个人隐私的一些社会规范，歧视性的如“为尊/长者讳”，以及普遍性的“揭人不揭短”。我不仅努力指出其发生的道理，也努力展示中国历史上，为平衡其他重要利益，这些规范在实践中所受到的限制，例如“为老不尊”等。

对社会事实的关注促使理论修正，不限于家庭法或刑法。针对罔顾事实的太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的自由主义法律话语，我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分析了“黄碟案”中被无视的经验事实(第二章)，不仅重新界定了“黄碟案”的争点，让人们看到了那些因为太显著才不被人看见的此案诸多基本事实，那些对于社区生活，尤其是农村村落，极为重要但容易为城市生活省略，也确实被一众法律人的感官过滤的事实。这令我从日常生活经验层面更切实地理解了，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一将长期且全面影响中国社会的基本命题，以及这一命题对于中国法治和司法实践以及法学研究的普遍指导意义。

但也并非都如此庄严，也不限于历史或农村。一则“搞笑”电影《无极》的网络短片让我看到并讨论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问题，与网络有关，与知识产权有关(第六章)，借用了欧美知识产权法的“戏仿”概念。只是借用，不仅因为当代中国知识产权法中没有这个概念，尽管中国社会中“戏仿”的做法极为普遍，更因为我并没太多关注通常与“戏仿”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我更关注“戏仿”背后的中国电影批评和电影观众消费指南问题。这个问题逼着我走上了“戏仿”研究的“邪路”。但邪路走多了，也可能会有路。所有的路其实程度不同都始于“邪路”。

对舞剧《红色娘子军》(以下简称为舞剧《红》)知识产权争议一案来龙去脉的细致分析(第七章)，让我有了至少两番道理质疑法院的这一裁决。一套有关舞剧《红》的知识产权，另一套有关此案的乃至一般的司法实践和论说。但最重要的是，这让我重新反思了现代社会更具一般意义的产权实践问题。

基于个案的分析，结论却可能影响更广泛的法律实践。在编撰本书时，我发现重复出现的主题是个人权利自由与家庭、社群、社会利益的冲突。不因为个人的理论偏好，只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中国目前40%的人口住在农村，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村落社群的。即使在城市，社群情感也依然强烈。想想，广场舞，而不是“起舞弄清影”，就因为“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现代工商城市生活是在重塑着个人和社会，个人本位的法律日益增多，但这一变化只是功能性的、回应型的，而不是价值论的或目的论的。即便无法避免，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律/法学人也不能误以为已经知悉“天意”或“真理”，应当追求，努力以牺牲家庭、社群、社会的权益为代价。因为，首先，真正愿意且能够实践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人更多是社会竞争中的“强者”，这就是民间说的，“有钱，任性；没钱，认命”。而任何社会，从定义上看，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是这类强者。其次，即便成功人士，其实也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可能有效感受自身的成功、荣耀甚或虚荣，才有“任性”的场子。甚至，再极端一点，若无此参照，又何以收获孤芳自赏，体验清高和孤独，甚或愤世嫉俗，遗世而独立？

这一点对中国法律人特别重要。目前绝大多数中国法律人非但城市化了，一众律师和法学家甚至基本已“中/资产阶级化”了。我的意思是，其日常交往、收入、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与社会中下层有了显著差别，其话语体系更大程度透着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当个人与社群冲突时，他们更关注抽象的个人，而不是在现有法律制度和法律话语中更容易被忽略的社群和群体。对这类法理问题的敏感，对这类视角的自觉，适度的换位思考是法律/法学人保持接地气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