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几点恰恰意味着，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可欲目标——“中国话语”，而是一批令人信服和赞赏的具体研究，有些还应当称为范本，供人以某种方式效法、模仿。它们必须概括了某些中国的经验，提炼出或隐含了某些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命题，或是借助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视角，启发了人们对某些老问题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注定了我一开始说的那个“空虚”是真实和实在的——这是一个矛盾修辞！我们要讨论的“中国话语”真不是个有确定答案的智识问题，而是一项由学者自我选择并通过学术践行来构建的事业。

这一事业基本没法在社会层面规划，然后推进，它只能靠学者自我规划、自我努力、自我追求、自我超越，不仅不关注什么得奖，甚至有时——吊诡的是——也不关注自己是否选择利用了中国经验，是否追求中国话语，重要的是有真正有意思且为他自己的经验、知识、能力和追求把握的问题。

如果他真的是一位中国学者，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对中国历史传统、现当代的伟大变革和转型有一定了解和感受，我相信，这些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他的立场和视角，他一定会更多取材于中国经验，一定会更关心中国经验。随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许多中国问题都可能成为有国际意义的问题。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基于中国经验的各类研究会逐渐增多。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研究者来说，这类经验材料必定是他最容易获得和理解、分析的。

其他重大社会变量也会推动人文社科领域内中国的学术理论话语的增长。

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国外许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即便是敌对，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关注。仅仅中国的存在，对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就构成了挑战，因为中国经验动摇了三百年来西方文明的根基。与我同龄的这一代乃至更年轻一代的“公知”，在中国民间和学界的影响显著衰落，年轻一辈学人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心显著增强，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认知和自信。

概言之，中国的经济文化实力一定会促使中国话语的发生和成长。中国年轻一辈的学者，不仅因为其学术能力的增强，更可能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在学术和文化心态上，更自然而从容地反思西方学术话语，也更可能基于历史中国的经验和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社会实践，努力建构有更强理论解说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创造当代中国的学术表达。

这更多是对于明天的期待。好的研究和好的作品，几乎永远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一旦有了更多可效仿的好作品后，就一定会有更多范式上依葫芦画瓢，照猫画虎的作品，即所谓的常规研究。

这也意味着，我在此谈论中国话语意义真的不大，需要的只是个人的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