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困扰我乃至令我感到空虚的还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问题，这个中国话语问题，根本就没法通过说道理来解决。不可能有人一提醒，他人就能确立或提升这种自信。这需要个人的觉悟，明白道理后，做出勇敢的选择。但真做出了选择，也未必就能解决。高度关注中国经验，也不一定取得很好的成果。

学术研究的事是没法计划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是常事。我不时也会有研究结果与学术直觉、预期全拧的经历。即便你做出了优秀的成果，也要清醒地看到，学术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知识权力的宰制，因此你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不能获得恰当的评价，甚至被淹没，不是被批评淹没，就是被无视湮灭。这会是很悲剧的。真正的学人必须想透了，看透了。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库恩理论也早就暗示了，在学术世界中，依据现有范式的常规（重复性）研究，通常会比那些真正有智识和学术贡献、挑战的研究，更可能获得认可，这意味着许多人不可能不考虑一系列实在的利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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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更关注发表的数量和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中国目前的人文社科学术资助和发表机制客观上是趋于支持常规研究的。还不能排除，编辑和学界都可能认为那些没有引福柯、哈贝马斯、施密特的话，仅仅分析中国经验的研究不高大上，因此无意中用《法门寺》里贾桂的眼光来看待这类研究成果。基于这一学术格局，出于对趋利避害的人性的理解，不大可能指望有多少人愿意，也不可能有很多人真有能力，来从事这类基于中国的研究。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现在太多中文的人文社科学术作品，无论是否研究中国问题，包括引介西方的研究，都缺少真正的理论解说力。无论是伦理的，还是经验的，都很难令人感到智识的挑战和乐趣，很难让人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或茅塞顿开的感觉。与此相关但并不等同的是，许多研究成果的叙述太不吸引人，语言不生动，味如嚼蜡。

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在中国销路比较好的社会科学著作，几乎全是翻译作品，中文的人文学术著作还有不少畅销书，但中文社科学术著作几乎没有畅销书。我不认为畅销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如果中文的社科著作写得不生动，这就是作者有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表达也不行，无法获得足够的受众，在中国都没有“中国话语”，又怎么参与国际的学术话语竞争呢？这是坚持“中国学术理论话语”的中国学人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法学界问题更大。部门法往往集中关注法条的规范分析和演绎。他们不大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政策性分析，更少将中国的法律问题放在中国的历史、社会、人文语境中来考量，甚至不时会把这些考量视为对法律、法学自主性的不正当干扰。

总体而言，当今中国法学研究更多受教义学研究传统支配，而随着法律学人日益从校门到校门，这种倾向甚至有可能加剧。此外，受教科书语言的影响，也受台湾学人的影响，很多法律学人一直把法律语言的精确表达误解为枯燥、生涩的语言表达。这些因素也都不利于法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使其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去做，我们身边人更多地去做一个一个的研究。我认为，在这类学术问题上，号召、告诫、相互鼓励、督促甚至奖励、惩罚，用处都不太大。真正好的研究，要靠研究者自身的觉悟，尤其是持续自觉的实践，这样不仅能及时发现有学术理论意义的中国问题，更重要的是能体察和理解中国的实践经验中隐含的道理，自觉改变自己研究和表述问题的方式，追求一种更生动、有效、接地气的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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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话语”这个概念也需要界定，要避免各种非智识的误解。关注中国问题，注重并描述中国历史以及当代实践和经验，并不必定意味着中国学术理论话语的成功和有效的实践。这只是基础，真正的中国话语至少是在学术世界中有竞争力的学术理论话语，不能仅仅是自说自话。学人要追求具有一般性的学术表达，更多基于经验和实证的研究，要有普遍解说力，不能只是缺乏理论意义的对中国现象的特别解说。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然可以借鉴中国古人的简约表达，不加或很少论证，更多以叙事和断言，直击古代文化精英的直觉和智慧，但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变迁，文化下移导致今天人文社科的预期读者与古代很不相同了。中国学人必须学会分析和论证，能以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道理，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强健和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