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将规范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来研究，有了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约束条件后，才可能感知规范的社会实践会有收益，会有成本，才能察觉其中的所得和所失，才能察觉规范实际的效果是在不同的个人、群体之间分配收益和成本。这种分配，你认为公平，却一定会有争议，因为有切实的利害关系，人们很难达成和分享共同的规范。注重规范研究的法学一直不是这种传统。琢磨和死磕规范的字眼、含义本身不会有直接可见的重大利害得失。这个学术传统导致法学者不习惯、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仔细地分析问题。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还必须看到，中国的顶尖大学才开始从教学型大学转向研究型大学。此前，学术发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直很低。因此，有许多法学前辈基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经验性的研究，最好的只是编教科书，主要就只是复述和阐述中外先哲或经典作家的论断。

“文革”后至少一代甚至两代法学人的学术起步都是以复述前人或他人为主的，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抄”，抄外国的，抄台湾地区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好一点的也就是改动个别字句。前些天南京大学的梁莹事件，真不是偶然的。如果要较真的话，即便我们这一代学者中，这类情况也不少。必须历史地看中国学术的发展，当时这类“抄书”就算学术，就算研究了。

20世纪90年代之前文科基本是没什么科研经费的，没钱，自然没法提倡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即便比较聪明、有想法的老师，又能如何去研究写作？因此，不少人几乎一辈子就是重复他们在35岁前后了解的一些概念或命题。人一旦形成了这种写作风格以后，到中年，还要让他们改换话语，这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因此，在我看来，即便作为学术追求或理想，强调中国立场和视角，强调关注中国研究，强调接地气，强调中国话语，当然应当，也必须。但务实地看，却不大可能真的改变我们这一两代甚至更晚些的绝大部分法律学者的学术路径依赖。若过度强求，弄不好还会出现两种更糟的结果。

一是伪装的中国话语，在其研究成果中增加一些诸如此类的名词或命题，作为标签，作为装饰，但其中并没有任何基于中国经验的智识产出。如今有好多对策研究，甚至有一些专门追求“领导批示”的“研究”，就属这一类，基本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不可能有学术生命力，不可能真正形成中国话语。

二是一些自称反对学术意识形态化的人把中国学术和话语追求作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给你贴上种种标签，什么思想保守，不同世界接轨，反对普世价值之类的。我回国任教以来一直受到这类指责。能忍也就忍了，忍不住了，我就杠到底：你找找，法学界有谁比我翻译的英文学术著作更多？2018年我出版了《大国宪制》，实际上十年前我就想做，可是那时我太忙，连睡觉都没空；如果当时出版的话，更难被理解，引发的批评和造成的学术环境，可能更不利于学术发展。

在我看来，这个中国话语问题，需要研究者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自信，认真关注中国的经验。但也必须清楚，关注中国经验，不能只关注或急于回应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将其置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甚至地理语境中，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中，来梳理其发展演变的脉络，理解、发现其中的道理。

这种自信，在我看来，就是要相信，我们绵延了数千年的文明，不像其他古代文明在时光中湮灭了；尤其是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正经历着伟大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正成功将一个传统农业中国转变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制造、科技和工商的中国。确实，就像毛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一定有些经验对别人也有意义，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具有智识意义和理论意义。

这些经验和实践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传统中，其中的理论和学术意义可以为人类共享。其中有些，甚至许多，是我们以前没有关注的，或者根本就没重视、不理解或理解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长期误解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理解。“一切是熟悉的，一切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过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我们至少在理论上有最便利的渠道来研究和理解它，也更容易首先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经受经验的挑战和智识的挑战。

关注中国经验，不能仅仅关注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一定得有开放的眼光。

说实话，我对中国许多问题的理解恰恰是我在美国学习了多年之后，才有了一些判断，或是重新有了判断。人必须常常换个场景或情境，才可能有真切的感受。随着视野的扩展，我们就一定会有，也一定要有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问题。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肯定要有一个国际比较的学术参照系。只有从比较的差异中，研究者才可能察觉哪些是中国的经验。

当然，真正的天才可以不关心别人，他自己就能把他想说的说清楚。真正伟大的自信，也许就是我活着，没有哪种力量能杀死我，但我也无需表达，也根本不在意什么表达，我的存在就是我的表达。但是，我们一定要到外面看看，才知道哪些是我们能做的，才能在自己身边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更有效地表达自己，把自己说清楚。一个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是学术必备的，不是“可以有”，而是“必须有”。

说到具体的“国际学术视野”，又必须警惕。任何学人对国际学术的了解都一定有局限，没有人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一国的学术也一定有局限，它通常只针对本国的问题在本国语境发生的。有主见的研究者千万不能让自己先前了解或其他学人了解的，其实注定是狭隘的所谓“国际学术视野”遮蔽或压抑他感受的中国问题，尤其是不能压抑或遮蔽中国问题促成了那些中国创造。要避免用欧美的经验来评判中国的经验，视其为“异端”，视其为必须革除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