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下，从多边的角度看待该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本人）的观点就显得空洞不切实际。

将巨额往来账户逆差和贸易逆差归因于美国国内储蓄的一般性短缺——2018年仅占国家收入的3%，相比之下，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平均储蓄水平为6.3%——这种观点完全得不到公众的重视。同样，这种观点也无助于让人们更加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仅仅是美国所面临的一整个复杂多边问题当中的一个占比较大的双边部分。

此外，它也无法帮助我们说明：若对供应链扭曲加以校正，真正反映出其他国家向中国装配平台提供的输入要素，那么美中双边贸易失衡的比例将会减少35-40%。

相反，政客们完全无视对存有缺陷的双边修复方案进行多边性评估的关键意义：对美国低成本供应商（中国）施加关税和供应链惩戒手段，将直接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造成新的沉重负担——该分析结论得到了最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

尽管双边的观点在理论和实际方面都存在瑕疵，但它却在美国拥有大片市场。因为处境不佳的美国中产阶级所表现的焦虑情绪，让当今美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持双边观点的人认为，是贸易逆差导致了失业和工资下降。此外，由于2018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GDP的4.3%，使得这种政治压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进一步加剧。

因此，瞄准中国变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政治诉求。

我们该如何解读可能会达成的包含为了减少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共同承诺的协定？考虑到美国多边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协定将基本于事无补。

此外，2017年末不合时宜的巨额减税将会导致未来数年内预算赤字大幅增加，美国储蓄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这将造成国际收支逆差和多边贸易逆差的不断加剧，而这些都无法通过针对某一国家的定向双边措施加以解决。

不幸的是，财大气粗的中国居然希望就此同美国达成一份协议，这让美国政客们的说辞显得理由更加充分，即中国是在主动认罪。

资料图：东方IC

2.不可靠的证据

尽管可能试图寻求一种双边修复方案来解决一个多边问题，美国还是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其采取了强硬态度。

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8年3月22日公布的“301条款”报告（下称《301报告》）为揭露中国的这一野蛮做法提供了有力证据。该报告长达182页，包含1139个脚注和五个附录，是一份足够让任何律师团都感到底气十足的报告。

《301报告》并非凭空捏造，它是基于近年来所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制定而成的，似乎有力证明了中国的技术窃取行为，令人几乎难以辩驳。

但这里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它所依据的都是不可靠的证据，在美国的任何一家法庭都站不住脚。

《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IP Commission Report）的调查结果为上述指控提供了基础，也为《301报告》提供了根据。

该委员会由两位知名的美国公务员担任联合主席，包括前美国国家情报局总监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和前犹他州州长及前美国驻华大使和现任美国驻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

2017年，根据该委员会的估算，美国经济因知识产权窃取而遭受的损失在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之间，范围之大令人生疑。商业机密窃取占知识产权窃取案件总数的80-90%，其余的是假冒或盗版软硬件。

然而，涉及到商业机密窃取具体数额时，这里却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确凿数据能够支持上述声明。

这里便是令人值得寻味的地方。

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调查参考的是另一项研究，即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责任企业与贸易中心于2014年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

事实证明，该调查所依赖的是不可靠的“代理模型”——从本质来看，相当于企图在统计方面通过制造与犯罪行为数据有关的联系来解读商业机密窃取，包括贩毒、腐败、职业欺诈和非法资金流动。

尽管对任何国家而言，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问题，但将此解读为美国遭受了相当于其GDP总量的1%-3%的损失（即知识产权委员会所声称的因知识产权窃取而使美国遭受的损失）则显得非常牵强，令人难以想象。

在知识产权委员会的估算中，关于中国在这些损失中的占比结果则更加令人生疑。

这些结果来自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根据该局的报告，2015年起获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价值总计13.5亿美元。实际上，这里采用了另外一个模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人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将此全部归为美国的损失。按此计算，中国占据了其中的87%——其中52%来自中国大陆，35%来自中国香港。对于盗版软件，另外一个“模型”在没有直接可用记录的情况下，将61%的总体损失归咎于亚太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量化中国在商业机密窃取中的占比，如上所述，商业机密窃取在美国总体知识产权损失估算结果中占据了很高份额。

总结：目前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即使这种论断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些指控只是得到了并不足信的证据的支持，而这些证据则源于那些相关性和可信度都很低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