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为2019年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独家撰写的背景报告。报告共计一万余字，共分为六个部分。观察者网将分两次刊发此文。

【文/史蒂芬·罗奇】

很少会有人否认美中关系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也很少会有人否认中美经济关系目前正深陷危机之中。

尽管两国近期有望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但业已形成的关税战仍可能将两国关系拖入更为糟糕的境地。两国关税之战的导火索是什么？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方能避免一场更为严重且持久的争端？为了寻求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这里有必要对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之特点加以剖析。

从本质来看，中美双边经济关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依存关系，二者之间不可分离。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由来已久，后者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外需来源——对其出口导向的经济奇迹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储蓄短缺的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也很明显。中国是美国储蓄盈余的重要来源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国外债权人，同时还是美国第三大以及增长最为迅猛的重要出口市场。

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一样，美中关系如今也步入了第40个年头——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时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难题。

当时，美国正深陷“滞涨”泥潭而无法自拔。而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之后，经济发展也几近停滞。因此，美中都极度渴望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认识到彼此之间互为依存的经济关系蕴含着有利于彼此的巨大机遇。从多方面来看，这在当时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佳手段。

不幸的是，同人际关系一样，这种相互依存并没有帮助美中两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在合作过程中，面对某些随之而来的问题，合作的一方通常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开始谋求改变。而这种发展趋势正在美中两国的经济领域上演。

中国正在经历调整，意欲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改变其自身经济结构，即从出口转向国内个人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储蓄盈余转向储蓄吸收，以及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

然而，相互依存又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关系。当合作的一方做出改变，而另一方未做调整时——尤其是当美国经济无法改善国内过低的储蓄水平之时——未调整的一方往往会产生一种遭到蔑视的感觉，而冲突也将随之产生。实际上，美中之间的贸易和关税战标志着两国已经进入相互依存关系当中典型的“冲突阶段”。

1.一场错误的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战争的矛头指向的是两国之间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而对美中造成极大困扰的却是巨额储蓄失衡所造成的多边贸易问题。

长期存在国内储蓄短缺问题的美国，2018年同102个国家存在商品贸易逆差。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盈余国，中国在2017年同169个国家存在贸易顺差。

因此，采用双边的修复办法是无法解决多边问题的——任何企图通过关税或其他限制措施来解决此类问题的尝试只能改变国家之间的逆差（或顺差）现状，而无法缓解整体的失衡状态。

尽管面临当前的宏观经济对立形势，中国仍试图在贸易层面，通过相关手段协商解决同美国贸易层面的经济冲突，包括同意多年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大豆）、能源（液化天然气），可能还包括电子产品（半导体）和机械产品（飞机）。

然而，中国的这种非常典型的应对方案无法帮其化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美国多边逆差当中中国所占据的部分转移到美国的另一个逆差国上——最有可能转移到能够给美国造成更高成本的逆差国上。

从实际作用来看，这相当于将高企的关税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而对于中美贸易而言，这里的最终消费者就是美国消费者。

对于国际经济问题来说，双边解决方案和多边解决方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1930年5月，1028位美国主要理论经济学家向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撰写了一份公开信，呼吁总统否决待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bill）。

胡佛对这一呼吁置若罔闻，而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战使得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萧条现象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为了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其所采用的手段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粉饰性说辞。

长久以来，政客们喜欢以双边的视角来处理此类争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矛头有明确指向：这样，你便可以将某个特定国家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并以此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大多数经济学家更青睐多边解决方案，原因在于，它更强调因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错配而产生的国际收支扭曲。

这种简单和复杂方案之间的对比是导致经济学家经常丧失公开讨论机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因为晦涩的科学道理从来都不以简单易懂而著称。

对美中关系的讨论完全符合上述特点。

中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目标。因为在美国2018年高达891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一国便占据了47%的份额。此外，中国还被指责严重违反国际规则，包括强制技术转让、黑客入侵，到早期的货币操纵以及以国家补贴对过剩产能进行倾销的各类指控。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还在舆论战中败下阵来——包括政策制定者和部分知名学者在内的西方人士指责中国未遵守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所达成的“大谈判”（grand bargain）的相关要求。

由两名奥巴马政府的前高级官员在《外交季刊》所发表的一篇最新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能像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引导或约束中国”。同对待朝鲜、叙利亚和伊朗一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再进行“战略忍耐”，而是变得毫无耐心。奉行国家主义的特朗普政府牵头对中国进行指责便说明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