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吃饱吃好”是全人类的普适追求。青稞类属大麦，大麦是人类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然而，由于淀粉含量过高、蛋白质含量过低等先天不足，大麦在营养价值和口感上很难与小麦、水稻相比。因此，曾是世界第一大作物的大麦早已退出人类的餐桌（现在一般用作饲料和酿酒），小麦则接过了世界第一大作物的位置。

简而言之，“好吃”是小麦能走上藏族餐桌的基本前提，这与发生在欧洲、两河流域和中国内地的小麦取代大麦的故事并没有本质区别。

但青藏高原的特殊性使小麦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西藏无法发挥“好吃”的优点。第一，现代农业科技嵌入前，青稞是青藏高原唯一可以大面积种植的粮食作物。第二，长期以来，高海拔造成的品质缺陷、燃料匮乏、烹饪困难等问题，使“做糌粑”成为西藏唯一可以普遍使用的粮食烹饪方法，青稞糌粑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则是其中最好的。

因而，在旧西藏，青稞糌粑已经是藏族“吃饱吃好”的最优选择了，藏族因此“顿顿吃青稞”，青稞也由此嵌入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藏族的文化象征。也就是说，外在环境塑造了藏族的饮食习惯，藏族文化的特殊性也来源于此。

现代化的作用则在于，它能影响、改变乃至重塑自然环境、生计模式与饮食文化间的制约关系。一方面，现代化直接带来了能大幅增产的作物品种和农业技术；另一方面现代化又通过在交通条件、商品经济、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作用，间接影响着藏族的饮食选择。这时，青稞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藏族日益增长的“吃好”需要了，而小麦则能充分发挥“好吃”的优势，就此走上了藏族的餐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代化使鸡蛋面条、包子这些在旧西藏只有贵族和上层僧侣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变成了人人想吃就能吃的普通食物。

当然，内地和西方饮食文化的传入也在小麦走上藏族餐桌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只是辅助性的作用。如果没有物质条件的根本性改善，再多的饮食文化传入也不可能改变藏族喜食青稞的习惯。20世纪70年代后期，藏族事实上已经大规模食用小麦了，但最终结果却是引发强烈的文化冲突和治理问题，而非今天的形成饮食新习惯。

需要强调的是，在农业发展和饮食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藏族居民并非只是自然环境和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是积极的行动者。70年代后期，他们会抵制小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抵制，国家“过度推广冬小麦”的农业政策得以改变，短短的数年后，他们又会根据分配制度、畜牧业发展、商品经济等新因素，主动增加小麦的种植和食用量。

由此可见，灵活地适应和改造自然，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才是藏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哲学和智慧，而非“东方学”和“原生态主义”所幻造出的以“固执”和“极端保守”为内涵的“纯净”。

也正是因此，在西藏治理中，保护民族传统绝不等于固守民族传统，“尊重民族习惯”也绝非是一些西方人强调的一成不变，相反，这恰恰是“不尊重民族习惯”，是在剥夺民族的选择自由和发展权利。自由的发展权才是真正的、最重要的人权，才是“尊重民族习惯”的应有内涵，只要确保了这一点，藏族自己会选择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最能改善他们生活的道路。

最后，我想以西藏现代农业的拓荒者庄巧生院士在1954年《西藏农业考察报告》中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作为全文的结尾。这段话可以被视作西藏农业已经实现了的预言，我想，它同样可以用来比喻西藏的现代化与藏族文化的变迁机制：

苏联科学家巴拉诺夫在海拔860米的帕米尔生物试验站观察到植物生活在剧烈改变了的环境下可以很快地产生新的适应性，例如，平原地区的马铃薯引到高原上种植后，第一年在叶组织细胞中出现了几滴油类，第二年它的含油量大约增加了一倍，第三年又在继续增长。

全苏植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资料也指出，很多亚热带草本植物在北极圈内的生长并不比在原产地差，地中海沿岸的大麦和燕麦在北极试验站的条件下都能连续成熟好几年。看来，正如巴拉诺夫所说的：“有机体遇到了新的居住环境并对它适应时，就开始进行其系统发育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使该类型的遗传基础逐渐地丰富起来。”

也就是说，一个生态型在原产地的特性并不能决定它在新的环境下也将表现出同样的特性，因为新的环境条件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明确了这一观点，西藏高原的作物栽培是有其宽广的发展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