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进路

饮食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议题，其基本问题是：生理上看，人什么都能吃，为什么不同民族却有不同的饮食偏好？对此，学界的回答可以分为唯心和唯物两大流派。

文化唯心主义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为代表，从心理结构分析人类的饮食行为，阐释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文化唯物主义以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为代表，从物质基础解释饮食偏好之迷。

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唯心派认为饮食偏好源于“吃了有益思考（good to think）”，而唯物派则相信“吃了有益身体（good to eat）”，而与思考无关。

文化唯心主义认为：“当我们观察与人类饮食习惯相关的象征和文化时，只能接受如下事实：其持久性和顽固性是任意原因造成的，其中大部分很难讲出道理。”因此，他们将解答谜题的希望寄托于主观因素，斯特劳斯认为，深层心理结构支配着人类行为，不同民族的关键区别是“基本思维模式”的不同，他们将自己对食物的理解注入社会伦理体系，赋予特殊的文化意义。所以，“民族学首先是心理学，物质基础不是民族学家关心的内容。”

相反，文化唯物主义不承认“基本思维模式”的特殊性，而是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强调文化是与更广阔的经济、人口、环境等因素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理论起点是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哈里斯反对把文化视为纯粹主位现象和个体思想活动的观点，他指出，文化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无视历史和实际。实际上，“任何文化现象都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都有其客观现实基础。任何采取神秘主义态度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要想解开这些人类文化的谜团，就必须坚持客观、科学的态度，从现实中寻找答案”。

在具体案例上，玛丽·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对中东猪肉禁忌的分析曾是文化唯心主义的代表作。她认为，猪之所以成为禁忌是因为它在希伯来人的动物分类中处于不规则的地位，在有序的世界观下，任何难以分类的东西都会激起希伯来人的亵渎感和玷污感。

与她强调心理的研究路径相反，哈里斯把猪肉禁忌产生的生态环境作为分析的起点，他通过对中东历史和环境变迁的考察指出，中东曾有过家猪饲养，但是环境变化使得当地不再适合养猪，而有利于牛羊饲养，出于生存压力和成本收益比较，希伯来人放弃了养猪，并逐渐形成了文化上的禁忌。

简而言之，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生活是对其生存环境和难题的反应，不同民族的食谱差异主要可以归结为不同地区的生态和生产机会差异，某些食物之所以被人所爱吃（好吃）是因为它们在特定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下比另一些（不好吃的）食物更经济可口。

例如，藏族被公认为是最虔诚的佛教徒，但藏传佛教却没有素食禁忌。这是因为青藏高原能提供的食物种类稀少，高寒气候又要求人们必须摄入足够的脂肪，所以藏族不吃肉就无法生存。显然，在物质基础的决定性力量面前，是不存在能左右人们行为的文化或心理结构的，相反，物质基础可以促使虔诚的佛教徒重新阐释戒律，形成关于吃肉的新文化。

因而，本文将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进路出发，综合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分析以“小麦／青稞”为主线的藏族饮食文化变迁历程。研究认为：

第一，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塑造了藏族的传统生计模式，演化出独特的饮食文化，青稞、酥油等食物也由此被赋以民族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小麦受到文化抵制的实质是当时物质条件下小麦与高原环境的冲突。

第二，人口压力、技术进步及其他现代化措施会影响、改变乃至重塑自然环境与生计模式、饮食习惯的制约关系。90年代以后，现代化从多方面改变了藏族的生活环境，使小麦能扬长避短，成功嵌入藏族餐桌。

第三，人类并非外在变化的被动接受者，在现代化进程中，藏族居民在不同时期也会根据情况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