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摇摆，南亚的印巴对峙，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中东的对抗，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域外大国地缘政策的结果。

现实主义强调地缘政治，即强调地理条件的结盟交友政治，以改变大国间的实力对比。然而，从根本上说，是大国间相对实力的增减塑造了结盟交友状态的变化。

若形不成统一的对外政策，区域经济共同体无力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这些区域经济共同体有大有小，大中套小。其内部关系各自不同，有的紧密、有的松散，不过这些仅能反映经济联系的松散或紧密，无力形成稳定的、统一对外政策。

因为协调对外政策，东盟引人瞩目。但在大国对峙的撕扯下，东盟对外政策协调很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种经济共同体没有明显进步，因为被各种外部势力任意撕扯。南美洲的经济共同体能否进步到欧盟的程度？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以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均衡性，如人均GDP都在1万美元上下，似乎意味着统一对外政策的巨大潜力和希望。但南美洲与美国近在咫尺，很难办成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事。

欧盟是另类。那个超国家的奇特结构远远超出了“经济共同体”范畴，经常制定统一的对外政策，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举足轻重的一方，难以预料的因素不定哪天就刺激出一个近5亿人口的“欧罗巴合众国”。然而，正如比利时的政治被荷兰语区和法语区撕裂，布鲁塞尔的权力不在布鲁塞尔。不仅柏林和巴黎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太稳定，欧盟内部东西南北的各方势力比日耳曼和拉丁的“两分”复杂得多。

欧盟也不是百分百团结（图片来源见水印）

而且，面对强大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欧盟，并无统一的军事力量，要依赖美国保护。若非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登陆欧洲，西欧会被战胜德国的苏联吞并。诺曼底登陆与其说是给了法西斯德国最后一击，不如说是美国拒止了苏联西进。欧洲民众感激美国保护了其自由生活。

为什么“民族斗争高于阶级斗争”？就促进文明演进而言，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远比群体内成员间的竞争更重要。原本游荡的狩猎采集部落聚合为定居的城邦，城邦聚合为国家，国家聚合成大国，几乎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全部。

超级大国可以被击败，却难以被消灭，重新崛起的希望比中小国大得多。成为超级大国有四大条件：广土、众民、先进强大的军队，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俄罗斯有广土，却缺乏相应的众民；印度和日本有众民、却缺乏相应的广土；巴西有广土众民却缺乏强大和先进的军队，也没有核武器。

二、新兴力量：核武器与长期和平

在21世纪，长期和平是可以预见的。由于本国战争力量不可靠，所有“旧”文明都从长期和平中看到了“复兴”希望，并努力追求复兴。长期和平就是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不仅中国想“伟大复兴”，还有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印度、俄罗斯、欧盟。自二战后赢得了绝大多数“战役”却从未赢得过“战争”，世界霸主美国也要从世界各地收缩，从而“再次伟大”。

强盛的阿拉伯帝国曾持续了500年，但那帝国800年前就灭亡了。缺少强大国家为依托，阿拉伯人复兴的希望最渺茫，土耳其和伊朗的情况也类似。而行将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印度则满怀希望。在复兴大潮里，中国潜力最大，广袤国土上有占世界1/5的人口，加上1万美元的人均GDP，加上先进强大的军队，再加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中国的崛起正在迅速改变国际结构。

结构变化会导致战争？雅典的迅速崛起会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结构迅速变化还是敌意和恐惧导致战争？这些也许不再重要。关键在于，什么导致了长达70多年的世界和平？

“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指的是在遭受饱和的核攻击后，依然拥有彻底摧毁对方的核报复能力，即让双方同归于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