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复杂社会而言，任何单一的发展目标都过于简单化，中国兼顾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等目标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远远超过当今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这说明，我们不能盲目接受机械的、线性演进的、乐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单纯强调单一发展目标的优先或至高无上，而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充分重视不同目标的实现条件、实现程度及其结构、文化、行动者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不同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之间的相互制约[23]。

同时，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每个文明都应该坚持发展模式的自主性。英国、西欧、北欧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现代的中国社会、非洲社会、印度社会、伊斯兰社会不一定能走向丹麦、走向瑞典、走向德国、走向美国，而应该致力于独立自主探寻适合自己的美好社会，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的能够发挥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积极影响的发展模式[24]。

只有更好地实现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在内的全面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建立一个适合全体中国人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也才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但是，所有美好的事情不会一起发生，所有美好的理想不会自动实现，经济增长带来的不一定是公平平等、稳定安全、民主自由、国家自主，要想同时实现两个或更多的发展目标，追求全面的发展，需要克服观念与行动层面的种种挑战。

结语

对于意欲在国内外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下竞逐国富民强的当代中国而言，究竟是从“因市场而治理”转向“为市场而治理”，还是从“为市场而治理”转向“因市场而治理”；是从“国家监督市场”转向“市场监督国家”，还是从“市场监督国家”转向“国家监督市场”；是“市场配置市场资源、市场机制配置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乃至一切资源”，还是各安其位：“市场配置市场资源、政府配置政府政治资源”；以及，究竟如何合理安放政治-经济、国家-市场、国家-社会、国家-人民、内外贸易、内外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内外有别还是内外一致，都仍然需要在自身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问题导向、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种无法自持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思维。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3]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4]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5]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8页。

[6]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38页。

[7] 同上。

[8]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页。

[9]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359页。

[10]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3-384页。

[11]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63-402页。

[12]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13]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页。

[14]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5]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16]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0-111页。

[17] 参见张夏准著，肖炼等译：《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8]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19]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20]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页。

[21]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22] 同上。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扩大企业自主决策权（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的除外），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发展成果的政绩偏向，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资产负债表、房产和信用基础数据平台，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以及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等等。

[23] 欧树军：“民主的质量比民主的形式更重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13日第8版。

[24]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治学》2018.1（总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