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7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为理论基石，以自利动机导致利他的社会效果为合理性依据，以人人在道德上平等为伦理支撑，以“完全自然的发展、完全自由的选择、自然的趋利避害驱动”为基本假设，区分了经济的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退步社会、静止社会、进步社会和进步国、文明国、富裕国，比较了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有效需求与绝对需求、自然的不平等与政策的不平等、自然地租与垄断地租等内容，进而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通过市场自由来建立自然的或低廉的价格，实现“共同富裕”和“上不封顶的富裕”，通称为“经济自由主义”[9]。

现代经济学奉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经济学正源，进而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10]，包括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教育、维护君主尊严，以及保障这些支出的必要税收。

但这种看法也许只体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同样重视生产力联合与生产关系联合、自然联合与特殊联合、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最方便的债权人与最不方便的债务人、临时救济与永久救济、政府信用与私人信用、政府稳定与银行稳定、自然自由与法律限制、自由竞争与社会福利、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私人浪费与政府浪费，以及地主、劳动者、商人和制造业者这些文明社会的三大阶级的价值来源和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还讨论了领主制、继承法、包税制、行政、军事等社会与政治制度[11]，这些问题都不是市场的“无形之手”自身所能解决的，必然涉及国家的作用。

不过，即便姑且接受亚当·斯密的头脑里只有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界通常认为，斯密的这套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过了七十年之后，即19世纪中叶的英国最终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以帝国霸权所保障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网络之后，才真正取代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变成了英国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市场真正全球化了。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主义主张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至最少，并出于功利自由主义的原则，主张只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让自然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区分穷人和赤贫者，将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排除在福利救济之外，并充分利用其劳动力来创造财富，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9世纪8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的“国家恐惧症”更加严重，他们把国家视为市场的守夜人，只需要发挥保障市场运行的基本作用，包括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同的执行；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12]如果国家的作用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在侵害和破坏市场这个自然的机制。

20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也被称为“新兴古典主义”，则延续了古典-新古典的传统，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包括摈弃凯恩斯主义，建立“有限政府”，这不仅是因为监管往往仅仅有利于监管者，还是因为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往往是无能无效的，后者才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自由，才能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应该建立最少的政府开支，最低的税收，最少的监管，最弱的干预，最小的福利，并推动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其具体政策主张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在财政政策上，要求加强财政纪律，政府支出的重心经济回报率高的领域，转向基本医保、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在货币政策上，主张利率自由化，建立竞争性的汇率制度；在贸易与资本政策上，主张贸易自由化，降低资本准入门槛，外来投资自由流动；在宏观政策上，鼓吹私有化，放松监管，消除市场进出障碍，保护产权。

也许正是因为新兴古典主义极力希望建立以“完全自然的发展、完全自由的选择、自然的趋利避害驱动”为前提的非常完美却很不现实的市场经济，它虽然占领了大学校园的经济学教科书，却没有任何国家和政府敢于将其经典教义在自己的领土和人口上真正付诸实践。

总之，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是边际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货币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竞争市场学派等各种（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都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界定为自由放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而非“国家因市场而治理”，国家的作用是服务于市场的创建、生长、成熟，其基本观念可以简称为“国家干预越少，市场经济越好”。

从经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主张自由放任，主张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实质是出于形形色色的“国家恐惧症”。这种“国家恐惧症” [13]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国家应该如何限制市场、防止“市场失灵”，而是什么也无法证明“市场失灵”，市场的所有缺陷和不足都是因为国家的存在。既然如此，国家就要接受市场的监督，而非市场接受国家的监督。实质上，这就等于说，市场成为国家的内在原则，市场是国家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授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