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因市场而治理”

与“国家为市场而治理”相反，“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主张“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市场不是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14]，市场运行及其后果所导致的缺陷赋予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重商主义反对国内税费负担，却又希望从国家手中获得专营权、专卖权。重农主义寄望用国家权力来确保粮食、商品、货币的自由流通。古典自由主义希望国家主动收缩放权，以建立市场并扩大市场的作用。这也说明，市场往往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市场形成与运行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干预。

“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15]。正是看到了市场从来都不是自我调节、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产物，看到了市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毁灭性社会后果，看到人异化为劳动力商品之后的悲惨境遇，欧文等早期社会主义者才反对自由放任，主张要把经济生活放在社会整体之中，主张保护人的社会性从而恢复人的整体性[16]，这个主张让被剥夺了普选权和福利救济权的工人群体得以成为一个阶级，而国家应该成为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国家的工具性，资本主义国家是保障资本家阶级、推行资本控制、尤其是金融资本控制的工具，市场资本主义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工具。任由市场自由放任下去，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这个“撒旦的磨坊”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断向国家和政府施压，要求其出面干预市场经济，这种双向运动不断地协调着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并让后者成为19世纪文明转向20世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波兰尼把两次世界大战的肇因归结为二者之间关系的失控。

因此，无论是最早的乌托邦社会实验、早期社会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新经济政策、指令型计划经济，种种社会主义的理念从16世纪开始就把经济生活放在社会整体之中，国家有权力、有必要介入、主导乃至支配经济生活，并不承认市场具有支配国家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卡尔·波兰尼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7]对于希望赶超先进国家、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于需要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而言，其政府也都需要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正是贯穿德国历史学派、进步主义的制度学派、凯恩斯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经济理念主线。

19世纪40年代直至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了结束普鲁士德国的分裂、落后状态，德国历史学派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大规模的、积极的政府干预，国家培育工业、交通和经济增长，保护不成熟的本国工业，广泛干预经济事务以实现赶超战略，并维护工人健康、福利和效率，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极大扩张，推动普鲁士统一了德国。

在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中下层对不受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发起了各种反抗运动，在进步主义思想影响下，制度学派主张国家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社会进步，改善工人生活境遇，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这些领域包括[18]：提供“公共物品”，比如国防、道路、桥梁、控制环境污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让经济的“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面对经济的严重停滞与衰退，凯恩斯主义提出政府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来积极干预经济，促进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为了应对衰退或萧条，政府应增加开支或减少税收，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如果遇到总支出过度引发的通货膨胀，政府应减少自身支出，增加税收以减少私人消费支出，或减少货币供给以提高利率、抑制过度投资支出。

凯恩斯主义让罗斯福新政获得极大成功，也推动了二战后至70年代初的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复兴。但是，在三十多年的经济繁荣高度增长时期结束之后，人们迎来了通胀时代，凯恩斯主义因此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不过，由于成功扭转了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深入人心，人们普遍接受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1929-1933美国大萧条时期

1945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竞逐国家富强，接受了发展经济学的关键主张，即国家有责任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包括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增长的转型能力，以及制定并推行相应的社会政策。这种发展理念成就了“亚洲四小龙”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因此，中国的结构主义认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很大。

首先，国家至少要发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作用，包括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同履行；维系本国货币价值。

其次，国家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包括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经济的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第三，各国政府因其结构结构需要发挥的特殊功能，包括主导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在市场发育不全时帮助克服市场缺失，发挥公共投资和利用产业政策，集中社会资源超前和强化公路、桥梁、铁路、通讯、航空灯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

简言之，“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经济观念认为，无论是走在转型道路上，还是已经跻身市场经济，“市场失灵”的风险远远大于“政府失灵”，市场有内在的不足和缺陷，国家必须出面矫正。因此，总的原则应该是“国家监督市场”而非“市场监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