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展的目标与国家—市场关系

如果说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理想秩序是由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等基本发展目标所构成的，那么不争的事实在于，这些美好的发展目标既不会自动实现，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实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需要确立不同的发展目标，这又需要在这些不同的发展目标中间做出审慎的抉择。一旦一个国家确立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目标，也就不可避免会影响其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模式。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20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基本上背道而驰，前者从（财富的）集中走向分散，后者从（权力的）分散走向集中[20]。

首先，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发展目标并且的确在此后十年实现了这个目标，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能够改善第三世界亿万人的生活状况。因此，到了70年代初，发展中国国家的核心发展目标变成了以减少绝对贫困和减少不平等为两大目标的公平。这个阶段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先是“市场为主、国家为辅”，更侧重“国家为市场而治理”，然后又转向“国家为主、市场为辅”，更侧重“国家因市场而治理”。

在接受了市场作为国家合理性的授予者这个定位之后，不可避免地，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关心如何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来分配权力实现民主。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直至70年代末，在意识到了市场内在的缺陷之后，在认识到政治学和经济学都不可能是物理学之后，政治学者转向研究如何为了实现政治秩序而集中权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心再次发生变化，随着历史被宣告终结，政治学的焦点从权力的集中转向权力的分散，发展经济学则又从强调国家的作用走向强调市场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1世纪末的美国金融危机，又将二者的焦点再次颠倒过来。

近四十年来，在上述种种政治-经济观念的影响下，对于中国的国家-市场关系，存在几种典型的看法，比如传统计划经济派、市场失灵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中国政府则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式立场[21]。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取向也处在不断与现实调适的过程之中，这种调适的最新结果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被界定为：“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这可以说是“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的某种结合。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先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建立公平的市场规则，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这些方面同时也说明市场恰恰是政府干预的产物。

“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体现为中国政府主张对市场经济的深度干预，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公共服务，公平竞争，市场监管，市场秩序，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22]，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现代财政制度，城乡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教育改革，促进就业创业，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药卫生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及军队与国防改革。

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大，远远超出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守夜人国家”作用，也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还发挥着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单纯“为市场而治理”，还具备更多“因市场而治理”的因素。

在实践中，“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两种声音也一直在相互竞争。

在国家发展、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内外关系、工业化、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城镇化、经济带与城市群等发展战略上，在三农政策、土地政策、国企国资、民企民资、外企外资、就业政策、创新政策等经济政策上，在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上，在城乡统筹、户籍、社会治理、社会安全、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政策上，在旨在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上，在学前教育、中小学、大学、职业教育、科技政策、创新体制、激励机制、文化政策、媒体政策、公共舆论治理、公共卫生等教科文卫政策上，以及能源政策、资源政策、公用事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私合作、政府绩效评估等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两种声音在政策理念、政策方向、政策选项上的角力。

这种角力充分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作为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紧张、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超级大国”，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一旦按照人均口径计算又与发达国家在不少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普通人在市场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不公平、不安全、不平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尤其是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与发展成本的压力较大，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无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作用；而大型现代复杂社会的某些共性，也决定了中国政府既存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多”的问题，更存在“该管的地方还管得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