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当今中国，不少高校都在开设博雅课程，你是否认为你所倡导的自由教育将越来越受重视？

罗斯：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富裕的家长们开始希望孩子的教育能有更多选择，因此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许多家长当年也是从中国教育体系里走出来的“天之骄子”，他们不希望高考成为衡量孩子能力的唯一指标，希望教育能多一些创造力培养，少一些死记硬背。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教育的种子开始发芽，人们意识到除了应试教育以外还有其他的教育理念。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膨胀，确实有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开始对自由教育感兴趣，他们不想要专门培养制盒匠、医生和工程师的教育。每个家长当然都希望子女能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有良好的表现，但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家长认为这就是子女人生的全部意义，没人会说“只要孩子有钱，我才不在乎他们高不高兴”。他们当然希望孩子能掌握技术，但更希望孩子学会做人。

基于这样的想法，人们自然会希望教育能因材施教，能尊重不同个体能力的差异。所以我觉得自由教育的确在中国有一些可喜的势头。

观察者网：你在此前的发言中说美国大学喜欢用拉丁文校训，还引用了耶鲁大学的校训“光明与真理”（Lux et Veritas）。众所周知，耶鲁大学也强调自由教育理念，所以我不禁有点恍惚，仿佛听了一场耶鲁大学的开放日演讲。维思作为一所文理大学和耶鲁这样的常春藤名校的理念有什么不同呢？

罗斯：在美国，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文化氛围。美国教育作家威廉·德雷维凯茨前几年写了本书，叫做《优秀的绵羊》，里面提到一个现象：大一新生进入耶鲁等名校的时候，大约有5%~10%的人志向是成为银行家或金融家，到他们毕业时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他批评耶鲁、哈佛等名校把富有创造力和质询精神的年轻人变成了追逐名利与地位的绵羊。

教育是否应该鼓励学生整齐划一地追求金钱与特权？

在那样的环境下，学生们确实会选择随大流，但在维思大学我们有另一种压力，它逼着你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事情最后不一定真的有意义，但学生们至少愿意承担风险，去主动探索、求知。

观察者网：那么学生都想成为银行家、金融家错在哪里呢？他们在学校里得到的启发就是积极投身于附加值最高的行业，这有什么不对吗？

罗斯：这种教育鼓励学生做出整齐划一的选择，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人的社会价值与收入之间划上等号。我提倡的务实教育当然要学生知道怎么做盒子，怎么成为银行家、律师、教师、音乐家，但我不希望他们只知道追逐金钱。

我有一次在麻省安默斯特学院演讲，有个学生问我为何如此强调务实，他说他是学音乐的但不会演奏任何乐器，难道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吗？我说是的，你的确浪费了你的教育资源。我不愿这么直白，但学法语的学生如果满口理论却一句法语都不会说，那就是一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