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不过在学术圈里有个现象，过去许多论文的题目很宏大，可以高屋建瓴指点江山，但现在的学者往往倾向于在某个高度专业、高度定向、高度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深入研究。我想这反映出精细分工是我们的社会趋势，教育似乎也应该是这种社会趋势的产物？

学术的专业分工：通过数十年专业教育，你或许可以触摸乃至拓展知识的边界

罗斯：我的专业是哲学史。我刚开始进行专业研究时，十分惊讶地发现某些研究技艺精湛却毫无意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的惊讶也来自我的无知。一个人需要相当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理解专业领域里艰深的内容，才能明白你在这门学科中所处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得放弃对其他知识的追求，无视社会与政治，孤立地看待你的专业。

在中国和美国，医保和养老都是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话题。国家在制定医保政策时，当然需要老年病学专家，但如果这些人完全对社会、文化和经济一无所知，那么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一个人除了本专业知识，对知识生态圈里的其他东西一无所知的话，是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

我刚当上教授的时候，写过一本书专门讨论法国的黑格尔主义……

观察者网：关于亚历山大·科耶夫吗？

罗斯：是的！我是他的遗稿保管人。我写完这本书大多数人都闹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即便知道也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这个专业面过于狭窄。所以当你立刻说出科耶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简直太高兴了。尽管大家不认可，但我学会了阅读黑格尔，阅读科耶夫，现在回头看我觉得当初花的那些工夫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一向重视理论结合实践，总是试图结合所学来看待现实政治联系。我曾经在法国跟着米歇尔·福柯学习，看到他对非常细微的东西进行非常细致分析，但这些细微的东西往往关乎极其重大的社会政治议题。

观察者网：每个国家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每个公民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我们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共同构建了历史。未来会不会有某个时刻，这样的历史走到尽头，阶级和国家消亡了，人们要进入新的未来，去独立追求人之为人所珍视的东西？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是否是在帮助人们迎接这样的未来？

罗斯：我不这样认为。创造力源于生产过程受到的限制，我们作为公民、家人、爱人、朋友都会遇到限制。这样的限制源于历史，比方我无法选择出生的地点，我的法语不如英语，德语更次，完全不会中文，这些限制来自我的家族历史。

旧的博雅教育理念要把人从一切局限性中彻底解脱出来，让其自由思考，但我认为自由源于人的行为与外部限制的关系，这样才能有能动性去克服障碍。我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观非常有力，但出于我们所见证过的各种原因，历史总是循环往复，人们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争取承认的斗争。我现在年纪大了，过去我谈这些东西可以谈上三天三夜。我不希望完全从外部限制中获得解脱，因为我的行为需要与障碍和限制相关。

我所倡导的教育理念，首先要承认外部障碍和限制的存在，但不可让它们定义作为主体的人。再拿制盒匠打比方，他可以自由地、自主地做盒子；也可以放弃自由，成为一台制盒机器。但他原本不必放弃自由。

观察者网：既然我们提到了自由，你觉不觉得中国人理解的自由和西方人理解的自由不太一样，尽管我们都用“自由”这个词？

罗斯：我隐约觉得不太一样，但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首先，东西方差异不可一概而论，美国人、墨西哥人、德国人对自由的理解都不尽相同。但我认为英美文化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中国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不同。所以美国人理解的自由有高度的个人主义色彩，是个人自由，而不是社群或组织的自由。在我印象里，中国哲学更强调群体身份，在某些情况下个人需要为集体做出牺牲，所以中国的自由往往是基于社会关系而言的。

我认识一名慈善家尼古拉斯•博古睿，他特别热心于在东西方之间架设沟通理解的桥梁。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美国人自己是很难意识到展现出来的个人主义特质了，这对我们而言太习以为常了。

观察者网：我之所以问上面那个问题，是觉得东西方人对自由的理解不同。西方人说的自由似乎是种内发的自主权力（an autonomous power of agency），无论是古希腊哲人，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者，他们倡导的自由是由内而外的，要理解世界，然后自主决定走哪条路。而中国人说的自由仿佛是种不受由社会群体等外部束缚的权利（a right to stay above social constraints）。

另外我好奇的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教育家孔子认为社会礼崩乐坏，反复强调要恢复周礼所代表的秩序，但他的教育理念却比较像培养自由人的古希腊教育家；而许多人眼里比较接近自由主义的庄子，反而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似乎与自由教育的理念恰恰相反，这种差异是否反映了自由作为一种概念的东西方差异？

罗斯：我不太确定庄子口中的“殆已”是指什么样的危险困境，或许它来自人类的傲慢，自以为无所不知，这是危险的。

观察者网：或许他也是在告诫我们，不要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去追，人的生命有限要懂得取舍，否则就会迷失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觉得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而道家似乎更强调人的自发性，结果反而是儒家教育君子的理念更接近博雅教育，我想知道这种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造成的。

罗斯：在时间、精力等种种限制条件下，人必须发现自己内在的能动性，才能避免迷失的危险，使生命过得充实。我不愿重复那种个人主义征服世界，集体主义舍小我成大义的刻板说法，我认为内在能力和外在限制是同时存在的，它们紧密联系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这敦促人们负责任地面对人生，而不要过度自信以为自己能预示历史的终结，能为人类做出多么伟大的贡献，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这便是智者的谦谨。

或许庄子也是这个意思，不要试图用你有限的能力去解决世界上无限的问题，这不是号召人们彻底放弃解决问题，而是要让人明白自己的固有局限性，以及各项事业有限的相关性。我觉得他的建议在社会层面上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一种健康的怀疑论。

在西方现代社会，人们过于强调人由内而外的个人主义，大大损害了社会人际关系，也削弱了社群整体的探究能力，而片面强调个人天才，造就了许多高度信奉资本主义的求知者。对于他人而言这样的个体可能是非常有害的。西方需要对某种内嵌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自由和能动性给予重视，这种观点过去一两个世纪以来在强调个人自由的西方思想界中形成了一股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