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如果美国人民被剥夺了投票权，他们就会造反。然而，他们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被富人劫持了，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阿南德·吉里德哈拉达斯在其著作《赢家通吃》一书中详尽地记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梦想是如何幻灭的。他说：

一个成功的社会是一台进步的机器。它吸取创新的原材料，产出广泛的人类进步，但美国这台机器坏掉了。近几十年来，进步的成果几乎全被幸运者攫取了。举例来说，自1980 年以来，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一半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处于金字塔塔尖 10%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翻了一番，处于塔尖 1%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增长了不止 3 倍，而处于塔尖 0.001%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增长了 7 倍多。这些熟悉的数字意味着，30 多年来，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对 1.17 亿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产生任何影响。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俏皮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引用过后，他们可能会在心底悄声说：“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腐败不可能发生。”但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这句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金钱对美国政治的腐蚀应该引起重视。在大多数国家，个人或企业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被称作腐败。即使在腐败横行的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也知道这是违法的，尽管人们对腐败往往无可奈何。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是腐败行径，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已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了。

在将使用巨额资金影响公共政策这一行为合法化的过程中， 美国最高法院显然忽视了约翰·罗尔斯的警告——“如果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将会产生以下腐败结果。

最终，这些不平等将使那些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人能够对立法施加更大的影响。他们可能会适时获得在社会问题上更大的决定权，至少在那些会使情况更加有利于他们的问题上是如此，并且这些人通常对这些问题保持意见一致。

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恰好证实了这一点：富人在“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上获得了更多决定权”。财富和政治权力已然从美国人口的大多数人手中转移到了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因此，美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

1989—2013年，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2/3增加到超过3/4，中间4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0%下降到23%，后50%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下降到1%。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翻译：殷鹏。制图：蔡华伟。图片来源：人民网

简单方案与艰难决策

对此，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该怎么办？”就这三个战略错误来说，好消息是它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简单措施来修正。第一步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承认自己在全球化中所受的创伤是咎由自取，这三个错误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步自然是对创伤采取补救措施。第三步是西方和东方，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就合作应对全球化面临的共同挑战达成新的全面理解。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尽管从理论上看很“简单”，但在实践中难以实施。第一步可能是最难实现的，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相信是其他国家导致了它们的问题。因此，当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时,少有美国人敢于揭示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国内因素而非外部因素造成的，美国国内消费和储蓄之间的不平衡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事实上， 即使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下降，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也不会减少。2017—2019年特朗普引发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17年的3750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3450亿美元，但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从 2017年的792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9年的8540亿美元。

因此，除非美国承认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自身导致的，否则它很难采取必需的补救措施，尤其是重建强大而有效的机制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挑战，以及扭转导致美国出现金钱政治局面的举措（美国最高法院将企业无限额政治捐款合法化的决定也是导致美国金钱政治局面的一个原因）。简言之，第一步和第二步是相辅相成的。只有首先承认自己患病，才能找到治愈的办法。美国如果不承认国内问题是自身导致的，就无法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

美国在艰难实施前两步的同时，可以采取第三步行动：就如何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与中国达成新的谅解。在这方面，理论上， 中美两国的利益看起来可能不可调和。然而，正如我在《中国的选择》一书最后一章中用大量篇幅所阐释的那样，中美两国在长期利益上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事实上，美中之间有 5 点“共同利益”。如果说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本应如此），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确实如此），那么这两个目标之间就没有根本性矛盾。事实上，如果能够相互合作，而不是纠结于地缘政治竞争上的零和博弈，两国政府成功实现各自目标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种双赢合作所面临  的主要障碍是，华盛顿许多有影响力的人认为，美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维护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在主导地位与人民利益之间，美国人民的利益显然更为重要。纯粹的常识足以说明这一点。

简言之，尽管在如今的政治背景下，我们难以想象中美能够互利合作，但现实是，双方能够且应该合作。中美双方，尤其是两国政府，都不应忘记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改善本国人民的福祉。它们可以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来实现这一目标。

马凯硕：《亚洲的21世纪》，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