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何觉醒呢？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方就应该意识到，在沉睡了近 200 年之后，中国和印度决定醒来。为什么这两国的觉醒如此重要？因为从公元元年到1820 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因此，当中国和印度决定再次觉醒时，它们将不可避免地撼动世界。随着中国成为超级制造业大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美国的企业不可避免地要关掉一些工厂，失业也成为必然。对此，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西方经济理论称之为“创造性破坏”。

在这里，我要申明，经济学家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出现是否导致了美国的失业一直存在争论。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说法，然而，至少有两位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经济学家考证了来自中国的新竞争是如何导致美国人失业的，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斯科特。斯科特等人（2018 年）指出，2001 年以后，美国失去了 340 万个就业岗位。阿西莫格鲁等人（2016 年）估计，从中国进口商品引发的竞争使美国在 1999—2011年失去了200 万～240 万个就业岗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一切发生时，克林顿政府并未出台任何支持失业工人的计划。2001 年 1 月克林顿政府卸任后，不幸的是， 有两大历史性事件再次同时发生。小布什政府关注的历史性大事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本·拉登对美国发动的袭击，这一事件自然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此，2001 年 10 月 7 日和 2003 年3 月 20 日，小布什政府分别卷入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人民和政策制定者被“9·11”事件带来的愤怒冲昏了头，而没有注意到 2001 年还发生了一件更为重大且能够改变世界的事情：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 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图片来源：新华社

随着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获得越来越多的免税准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出口必然出现激增。事实上，图 3 清楚地显示出，2001 年以后，中国与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获得了显著增长。显然，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足够警醒，他们就会注意到美国工人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处境，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是第一个战略错误：当工人阶级遭遇由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回归造成的“创造性破坏”时，他们的需求和利益被忽视了。

第二个战略错误

第二个战略错误明显地加深了第一个战略错误：西方在普遍削弱政府机构，尤其是美国。20 世纪 80 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留下了两个思想遗产：首先是迷信市场自发的应对方式是最好的， 因此，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市场将能够自动找到解决办法；其次是前面提到的理念，即“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所在”，因此，政府不应该帮助由于经济竞争而受到伤害的工人，市场会自动创造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奇怪的是，尽管理论上里根政府不赞成政府对市场力量进行干预，但当它认为自由市场的力量会伤害到美国的公司时，里根政府进行了至少两次干预。当美国汽车公司抱怨竞争不过日本汽车制造商时，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自 1981 年起对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此外，里根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以保护美国公司免受来自日本的竞争：它迫使日本政府接受日元的大幅升值，使得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 年240∶1 升到了 1988 年的 120∶1，这显然削弱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顺便提一下，日元被迫升值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日本企业开始将制造环节更多地转移到美国和第三国（如东盟国家）。

因此，里根政府为美国留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遗产。理论上， 里根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实际上，对日本工业采取的行动表明，里根政府是支持政府干预的。不幸的是，里根政府青睐的干预手段是“消极”的干预：用强硬手段阻止来自日本的竞争。它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干预，比如对在经济竞争中失业的工人进行再培训。

在这方面，美国让市场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办法与欧洲和亚洲的做法不同。事实上，欧盟成员国政府与若干东亚国家和地区政 府（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大力资助工人培训项 目。美国人对政府介入工人培训的反感也延伸到了反对工会保护工人利益上。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引入美国跨国公司投资时发现了这一点。当时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坚称，只有新加坡政府阻止新加坡工人加入工会，它们才会在新加坡投资，在它们看来，工会妨碍了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新加坡政府花了一些精力去做说  服工作，最终，美国跨国公司接受了新加坡政府的观点——新加坡工会可以帮助工厂的工人与管理层建立更和睦的关系。

美国人不屑于设立帮助工人的计划和机构，这也涵盖在一种更广泛的哲学观点内，体现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中： “在商言商。”简言之，唯一重要的是公司的底线。如果为了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必须解雇工人，那就解雇好了，毕竟利润比员工更重要。

把这种风气单纯归罪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不公平的。哈佛商学院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学院之一，几代人以来，它同样传播了 这样一种理念：企业的首要责任就是创造更大的利润。因此，只有一个利益相关者是重要的，那就是股东，而其他所有利益相关 者，包括工人、社区，都没那么重要。相比之下，世界经济论坛则建议企业关注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本地社区和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