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战略错误

第三个战略错误是美国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富豪统治阶级， 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政体。美国商界精英对更广泛的社会关切的反感可能也是导致美国犯下第三个战略错误的原因之一。

简言之，美国政府已经从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转变为一个“由极少数人拥有，被极少数人统治，为极少数人服务” 的政府。真正的问题在于，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美国已成为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人们仍然极力否认此事，哪怕保罗·沃尔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马丁·沃尔夫等知名人士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对这一问题“直言不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面临着诸多阻力，因此我在《中国的选择》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详细解释美国是如何演变成由富豪统治的国家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富有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承认这一点。瑞·达利欧经营着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对冲基金，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获得了成功。现在，达利欧将这一研究方法用于理解美国的贫困和不平等。他在自己的领英页面上详细说明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并指出，“处于底层的 60% 的人口，大多数是穷人”，他还引用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遇到急需用钱的情景，40% 的美国人连 400 美元都筹措不到”。更糟糕的是，达利欧指出，“他们在贫困里越陷越深……能用 10 年时间从底层的1/5 跃入中等或更高阶层的人越来越少，从 1990 年的 23% 下降到了 2011 年的 14%”a。反映美国社会状况恶化的数据无可辩驳。人们不再相信在美国努力工作就能获得回报。对大多数人来说，回报已然枯竭。“善有善报”这一陈词滥调显得可憎且令人怀疑。

美国通向金钱政治之路

为什么美国表现得如此糟糕？简言之，在美国人民没注意到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安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隔 2～4 年， 美国人就会投票选举出他们的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和州立法会议代表。然而，在民主正常运行的伪装下，在所有仪式性投票的背后，美国已然成了一个被权贵阶层统治的国家，用金钱来决定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由此，权贵阶层可以实现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警告过这种危险。他说：“如果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参与原则所保护的自由就失去了大部分价值。” 大约 50 年以前，他警告称，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控制公开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在  2010  年的“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裁决。这一裁决联合其他判决， 推翻了对利用金钱影响政治进程的许多立法限制。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和其他类似判决影响甚大，它们在事实上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制度。马丁·沃尔夫表示：“美国最高法院在 2010 年对公民联合会的不当裁决说明，公司就是掌权人，金钱就是话语权。事实证明，这是美国迈向金钱政治的一大步。”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教授考证了普通美国公民是如何失去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研究了1779 个案例，比较了普通美国人和群众性利益集团的观点与经济精英的观点对政策的影响。他们发现：

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团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实质性的、独立的影响，而普通人和群众性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很小或没有。当暂时排除经济精英的偏好和利益团体的立场时，普通美国人的偏好对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看起来极其微小，几近于零，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此外，经济精英的偏好（以其代表“富裕”公民的偏好来衡量）比普通公民的偏好更能影响政策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这个国家并不是由多数人统治的，至少在实际政策的制定上不是这样。

他们得出了以下令人警醒的结论：美国人确实享有民主治理的许多核心特征，如定期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广泛的选举权（尽管仍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如果政策的制定由强大的商业组织和少数美国富人主导，那么美国所谓的民主就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在决定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上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但如今，他们失去了这种话语权，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因此，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功能上变得越来越不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而美国正相反，它越来越像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权力。

2018 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西达·斯考切波和贾森·斯克拉尔开展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

自 2005 年左右开始，新成立的保守和进步捐款人财团，尤其是查尔斯·科赫和戴维·科赫兄弟创立的科赫研讨会与民主联盟，通过不断筹集和输送资金，用于选举和与各种政治组织的合作，扩大了富有捐赠者的影响力。科赫研讨会允许捐赠被用于围绕“繁荣美国人协会”构建一个虚拟的第三政党。繁荣美国人协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政治网络，不仅能在选举中支持共和党，而且能左右其候选人和公职人员在超自由市场政策方向上的偏好。富有的捐赠财团已经成功建立起基本的组织结构，用它们所掌握的资源影响政策提案制定， 向立法者施加压力和动员普通美国人参政……当富豪集体将新的议程强加给寻求资金的政治组织时，这些资助者就是在重塑美国政治的惯例、目标和权力中心，这远远超出了特殊拨款预算产生的影响。

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对科赫研讨会和民主联盟财团的分析表明，大量金钱通过某种机制而不是个人或企业捐赠渗透进选举和游说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要了解富人是如何重塑美国政治的， 我们不仅要考察他们的选举活动和游说支出，还要看他们对涉及各种领域和各种职能的政治组织的联合投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明马丁·吉伦斯、拉里·巴特尔斯和本杰明·佩奇等研究人员所发现的政府响应能力明显不平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