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美国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提高国内的投资水平。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削减军费开支，而这需要外交政策发生根本改变；同时，美国必须建立公立医疗服务体系，但这遭到了医药游说集团的极力阻挠。

因此，美国民众目前期望推行的改革，客观上要求美国削减军费开支、彻底改革医疗体制。但当权者眼下根本不愿这么做。现在美国面临的情况是财政赤字过高，迟早不得不削减。怎么削减呢？可以通过加税来解决，但特朗普不可能加税，他还要继续给富人减税；你可以削减军费并建立完善的公立医疗，但他也不会这么做，他只会去削减医疗补助和社会福利。老百姓自然会抗议：“我们不要这种政策，我们不希望把更多的钱浪费在军队上，我们希望把钱花在真正能改善我们生活的地方。”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些人是在真切地反对美国当权者想要推行的路线。这绝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喊喊口号或进行口头批判。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将倒逼美国现行政策发生改变，特别是迫使其外交政策做出调整，而这正是美国政治建制派或统治阶级极力抗拒的。所以，这确实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对抗。

观察者网：先转向欧洲。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可以说席卷了整个美国，但在欧洲，我们目前似乎并没有看到类似激烈的辩论。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欧洲拥有更深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长期的公共福利缓冲垫，使得社会矛盾不像缺乏基本兜底保障的美国那样极端？还是说，传统的欧洲左翼力量早已被制度化，并在议会政治的妥协中被磨平了锋芒？如果分析欧美互联网和基层活跃的年轻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否有共同的诉求？

罗思义：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第一，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福利保障传统，确实比美国深厚得多，这是事实；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目前正在对自己的欧洲盟友下手。美国的衰落，意味着它开始转过头来收割和打击自己的盟友。

让我们回顾一下二战刚结束时的美国：当时美国占全球GDP的35%到50%（取决于具体的核算口径）。那时的美国极其富裕，拥有“大棒加胡萝卜”的双重手段——一方面可以组建北约军事同盟（大棒），另一方面能够向欧洲提供巨额的“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胡萝卜）。这种经济红利在欧洲内部培养了牢固的亲美势力。

但如今，美国已经拿不出胡萝卜了，它只能向盟友开刀。它彻底搞垮了德国经济。美国强行挑起的乌克兰危机，切断了德国获取廉价能源的渠道，并迫使德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曾经繁荣了数十年的德国经济，如今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整个欧洲国家面临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低增长、高通胀，外加家门口一场巨大的乌克兰战争。

这是一种极其消极的倒退趋势。正因如此，虽然美国目前依然比欧洲更富裕、更强大，但我认为美国内部正在发生的进程，本质上与欧洲经历的政治分化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美国大约滞后了10年而已。

对于政治分析来说，准确把握这种动态至关重要。对中国而言，完全不应抱有“美国很快就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切实际预期——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很确信在我有生之年，美国依然会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真正关键的现实在于：美国很大一部分民众，现在坚决反对对中国的敌对攻击。

他们想要的只是和平、安稳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大致看法实际上与中国的外交原则不谋而合——即各国应当有权自主决定走什么道路。如果中国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古巴想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完全没问题；如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悉听尊便。这绝不是美国该去横加干预的事情。他们根本不希望与中国保持紧张对抗。

因此，他们对过去统治阶层灌输的那套神话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过去，政府可以说美国是在“输出民主”，因此老百姓必须忍受牺牲；但现在大家不再相信这套说辞了。看看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屠杀罪行，美国民众会说这跟人权、民主没有半点关系；美国花费巨资去打击伊朗，可伊朗根本没有攻击美国本土，为什么要挥霍民脂民膏去打这场仗？这纯属荒唐。

我认为，现在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不再相信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由所谓的“普世人权”或“民主”所引导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外交政策仅仅是在为国内极少数发战争财的利益集团服务，而他们希望彻底制止这种行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变革。

2026年8月26日，工作人员在美国纽约一家超市的收款台工作，美国通胀率持续走高新华社 张凤国摄

这也正是中国应当继续坚持的方针。中国的立场始终非常明确：如果美国人民想要选择社会主义，那很好；但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中国绝不会去干涉。中国所期望的，是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这恰恰也是这部分美国普通民众的心声。他们不希望爆发大冲突，因为除了金字塔尖的少数富豪外，没有人能从中获益。

我认为这种民意基础在未来20到30年内都会持续存在。这里面最重大的新变化在于：在美国，秉持这种反战、反对霸权干涉观点的人，已经不再是边缘的一小撮群体了。因此，中国的对外交往政策是非常正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新的民调显示中国的好感度在上升——因为中国的政策诉求，恰好呼应了越来越多美国普通民众内心的渴望：他们不希望卷入国际冲突，他们不再轻信输出人权的谎言，他们只想集中精力解决美国国内自身的顽疾。

所以，我们不必为“美国会不会变成社会主义”而过度兴奋，它不会；但在未来，它完全有可能被迫转变为一个奉行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对中国，对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观察者网：所以归根结底，他们是不是真的懂“社会主义”或者是不是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重要？

罗思义：是的，你已经至少向我确认过两次这个问题了，但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会得出错误的批评结论。

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群人，你们会去抠字眼：“这个人读不读《资本论》？他们真的是社会主义者吗？他们真的是共产主义者吗？他们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不，这不是重点。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这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是否真的会阻止、是否真的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选举结果极其关键的原因。如果只有一小撮人站出来说“我们反对与中国发生冲突”，我当然支持他们；但如果这仅仅是部分知识分子在书斋里的呼吁，那你就只能去组织一堆知识分子小团体。

但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是一群能够切实赢得选举的人！他们在实际的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我们不想和中国开战，我们不想去加沙杀人”等等。

这股力量已经从一种松散的意识形态思潮，转变为了一台能够赢得选举的政治机器。这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敬意。因为从我在英国的政治经验来看，想要把长期的社会主义愿景与解决当下实际问题并赢得选举的能力结合起来，需要极高的政治手腕。正因为这些人非常严肃，且极具胜选能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对他们给予高度关注。评价他们的正确标准，应该是基于当下现实需要的最核心指标：即如果他们进一步发展壮大，他们是否具备实际的政治能力，去阻止美国政府挑起冲突的疯狂举动。

西方左翼：从大溃败到新思潮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您属于“老派”欧洲左翼，可以这么说吗？您经历了冷战，也亲历了20世纪的劳工运动。如今，看到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也看到了一些像哈桑（Hasan Piker）这样年轻一代理论大V（在网上极具影响力）的观点。

我的问题是，您和您的同龄人是如何看待这股新的左翼思潮的呢？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和学者曾公开批评西方的新左翼，认为他们过度沉迷于“身份政治”——比如性别、种族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严重冲淡了传统的、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的阶级叙事。您认为这波新的左翼思潮是不是在犯同样的错误？还是说，他们已经有所不同了？

罗思义：首先，我并不算特别“老派”。让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是，我发现自己能和现在的年轻人产生很好的共鸣。

对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想可以把这群人分为两类——其实你在开头引用的那个关于DSA的民调数据已经说明了问题。

要理解这个，我们得回顾一段历史。在美国和欧洲发生过一件大事：我们常说的“老左翼”（old left），他们在反对越战时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而且他们成功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遇了惨败，那是极其重大的溃败。但那之后呢？那是属于现在六七十岁那代人的辉煌。有人提到过去DSA的平均年龄高达70岁，正是因为在那之后的长达40年里，西方左翼只经历过惨痛的失败，整整40年的大溃败！在这期间，你看到了里根的全面胜利及其他极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你看到了摧毁苏联的巨大“胜利”；你看到了撒切尔主义的全面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