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支持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转型，鼓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产品创新，缓解间接融资内部结构矛盾。

为化解这类矛盾，中央最近提出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

现阶段我国金融结构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贡献了一半税收、六成GDP、七成专利、八成就业，占企业数目九成的中小微企业却只获得了不到四成的贷款。围绕这一长久的金融结构性矛盾，国家和各级政府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形成货币、财税、监管等“几家抬”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如黄益平（2019）所指出的，这些数据确实给人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但真实的政策效果还需要系统性分析。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来讲以及如前面所介绍的实证研究结果所示，大银行应该服务大企业，中小银行应该服务中小企业。强制性要求大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不符合最优金融结构的基本规律。我们一贯的建议是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服务当地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

然而，如前所讨论的，现阶段我国禀赋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主要身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正在快速转型升级。相比中小企业常态融资需求具有的“短、小、频、急”的典型特点，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具有“长、大、稳、综”的新特征。因此，也需要随之支持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转型。

这里政策可以鼓励中小银行增资扩股以及兼并重组，以及支持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能力以及针对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金融产品。事实上，这些已经是我国银行业正在快速发展的转型。

3. 提高企业债券融资，提升资本市场层次性，化解直接融资结构矛盾。

除了要化解第一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第二层次的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矛盾，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也需要适时化解，尤其是要解决债券融资中企业债过低的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缺乏层次性而不能有效服务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的问题。

对于头一个问题，过去我国软硬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国债和地方债为其融资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国债和地方债在债券市场中的比重应该逐步下降，企业债的比重应该逐步上升，而且企业债券定价应该市场化，形成更加市场化的债券收益率曲线，以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错配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现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性和连通性，以覆盖不同成长性和风险性的企业项目，以增强资本沿着创新链的纵向流动性。

如前所述，沪深股市并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并且由于较为严苛的盈利要求和核准制度导致创业版（二板市场）在服务新兴产业和新技术融资效果上也没有与主板市场有实质性差异。

为弥补这一资本市场的断层，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6月13日科创板正式开板。

除了全国性的科创板，区域性的科创板也有待完善以推动地区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融资。

例如，安徽省为抢抓上交所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战略机遇，在省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科创板，作为全省科创企业对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孵化器”，首批787家科创企业集体挂牌。即便是在区域市场内部，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的层次性。

本文节选自《2019·径山报告》分报告《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小标题及个别表述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