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

2018年我国的人均GDP虽然达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15%，因此尽管存在前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但是发展阶段尚未迈入需要美国那样的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阶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更适合于我国。

例如，美国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在2017年超过百分之八十，而中国正好相反，间接融资超过百分之八十。尽管中国的间接融资比重过高，但不可能以美国的水平为参照。尽管如此，我们现阶段间接融资内部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金融体制完全是中央计划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的金融结构也由几家大型国有银行主导。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我国银行业结构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型，间接融资结构变得多元。大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比重从2005年的53.52%下降到2017年的36.29%，农村金融机构与城商银的总资产比重从2005年的17.74%上升到2017年的35.46%。

但是，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及服务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关的金融产品依然滞后。例如，截止2017年末，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目的90%，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专利、80%的就业，然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仅占据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5%左右。在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小微企业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结构矛盾。

此外，如前所论述的，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越来越多元，创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投资需求和风险类型也随之多元化。对应地，金融产品也需要随之多元化，然而现阶段的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产品还相对滞后，存在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在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利率市场化与风险定价之间的矛盾。

三、小微企业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结构矛盾

按照最优金融结构理论，除了在第一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存在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之外，间接融资内部也存在对应的最优银行业结构。

相对于规模较小的银行，大银行在甄别软信息(例如企业家经营能力)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大银行为了防范企业家风险，需要严格要求企业的抵押品数量并施行严格的违约清算。大银行的这种融资特性决定了其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但却能帮助大企业有效地节约信息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大银行的融资特性与大企业的企业特性相互匹配。

要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中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中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这便是新结构金融学关于最优银行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该理论基本上符合目前中国的情况。刘畅等（2017）利用全国县级层面2006—2011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每增加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会增加0.0568元，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分别会增加0.1元、0.199元和0.248元。因此，发展中小银行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增长。

然而，如前所述，贡献了一半税收、六成GDP、七成专利、八成就业，占企业数目九成的中小微企业却只获得了不到四成的贷款。

四、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利率市场化矛盾）

然而，现阶段在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升级过程中我国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金融问题可能比过去更具复杂。过去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加速进行转型升级，企业规模和风险也在随之增长。过去支持此类产业发展的地区中小银行等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是最优的，但现阶段却难以满足转型融资的需求，需要在规模和业务上进行转型，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推进金融创新，以满足更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根据罗仲伟和黄阳华（2014）应用新结构金融学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呈现出与常规经营阶段显著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转型升级路径对融资的额度、期限、条件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果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面临的风险越大，那么转型融资的风险也相应越高。因此，相比中小企业常态融资需求具有的“短、小、频、急”的典型特点，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具有“长、大、稳、综”的新特征。

第一，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沿着产业链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环节垂直转型，或者向劳动力、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区产业转移，均要求企业对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等进行改造和升级，增加研发投资，建立自主品牌，开拓营销渠道，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这些新增投资常常以固定投资为主，因此，外部融资的周期相对更长，融资额度也相对更大。

第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新设备、新工艺流程、新建厂房等，通常具有专用性资产的特点，一旦中途资金断裂，则前期投入将变成沉没成本。因此，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更为稳定的融资，以避免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保证事前的投资激励水平。

第三，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落实在具体的运营实践上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横向转型需要大额启动资金支持，制造型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改造需要长期贷款周转，出口型企业随着贸易额扩大需要银行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等服务。不同的转型方式对融资的需求也各具特色，使得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也更为综合，显著不同于以应付流动资金不足的常规融资。

因此，转型融资需求与地区中小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例如，通过2017年中资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的比较，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可能反映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典型特征事实：在资金运用结构中，中小银行的股权及其他投资占比高达16%-18%，高出大银行12到13个百分点；境内贷款结构中，中小银行的短期贷款高达43%-46%，高出大银行19到21个百分点；在资金来源结构中，中小银行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往来额占比高达10%-11%，高出大银行8到9个百分点。

显然，中小银行的短期贷款只能满足中小企业常规融资而无法满足更大规模和更风险的转型融资，中小银行的股权及其他投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转型融资，但这种资金的股权式运用与通过银行同业拆借和存款等资金的债务式来源相互矛盾，会加剧中小型银行的信用风险。

所以，中小企业的常规融资需求与转型融资需求有所不同，传统的中小银行的贷款方式难以满足此种需求，需要创新金融产品。

事实上，上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融资涉及前述五类产业中的转进型产业，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密集、轻资产、短周期的换道超车型产业也面临类似的金融结构矛盾。例如，前面提到的独角兽企业的市值我国已经超过美国。相应地，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专利质押融资总额为720亿元，同比增长65%；专利质押项目总数为4177项，同比增长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