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主义：全球南方发展的理论自觉

法国人类学家路易·迪蒙曾嘲笑“印度社会学”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社会科学只会有一套普世性的概念与方法。这一论断其实并非全错。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征，自然会分享很多共同的知识和理论。问题在于如何生产这些知识，以及知识生产和应用过程中的权力结构。

本文认为，发展主义在实践中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存在严重的“南方缺位”。然而，随着全球南方的不断成长，这一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发展主义的兴起充分展示了南方国家的理论自觉。

1987年，巴西经济和社会学家鲁伊·毛罗·马里尼在《墨西哥社会学》杂志发表了《新发展主义的理由》一文，首次提出新发展主义的概念。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南方经济理论”。

2007年，巴西经济学家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在阿根廷的《新社会》杂志发表了《新发展主义的国家与市场》一文，系统阐述了一系列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投资、利率、汇率和工业化升级等新发展主义观点，明确提出了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0年包括北方学者在内的一批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经济学家在巴西圣保罗开会讨论替代发展的问题，会议形成了《圣保罗宣言》。该宣言标志着拉丁美洲学者推动的新发展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开始得到主流发展理论的高度重视。

2012年，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的中英文版出版，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主义经济理论观点与拉丁美洲的新发展主义观点汇合。从20世纪拉丁美洲的普雷比什和中国的方显廷，到21世纪的佩雷拉和林毅夫，前后将近百年，从结构主义到新结构主义，从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承载着南方学者思想理论自觉的梦想。

新发展主义并非一个具体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实践政策的统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和发展政策专家，在反思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在发达国家流行的现代主义和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发展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新发展主义逐渐成形。

与发展主义相同的是，二者都强调经济发展和政府的作用。但不同的是：首先，两者出现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发展主义时代的南方国家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南北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而进入本世纪以来，这一现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次，发展主义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观点和目的，而新发展主义则是基于南方国家实践在场性的理论认识。再次，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观点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包容性，既针对了北方国家实践也针对了南方国家的实践，理论体系中既有“南方知识”也有“北方知识”，因此属于全球发展知识。

新发展主义在本体论上否定了西方进步路径的唯一性，在认识论上否定经济发展的统治性，强调以人为本、环境资源友好、社会文化发展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承认市场的有限性等；在方法论层面否定了二元对立和发展的前后次序性，反对发展主义教义下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文化转型直到政治民主的线性发展路径，强调社会文化多样性和跨越性发展；在实践上，新发展主义主张在经济发展中优先保护环境资源，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如控制汇率和利率、监管资本、实施工业化政策等。

▍结语

如果说瑞文·康奈尔提出的“南方理论”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摆脱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范式的学术伦理的一种自我反思，那么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南方社会科学家日渐增加的对“自主性知识”的追求，则可看作是南方学者摆脱“他者身份”的思想自觉。过去二十多年兴起的新发展主义发展理论，正是这一学术自觉过程极具时代意义的产物。

新发展主义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而兴起，是南方国家发展实践的知识产品。第一，新发展主义的发展理论思想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对发展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与批判。推动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发展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核心，也是新发展主义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核心。但是新发展主义的发展理念拒绝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坚持政府主导和一系列的工业化政策主张，同时将社会发展的维度纳入政策体系，从而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第二，新发展主义的理念以及相应的政策历史性地聚焦南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均是对以往发展实践的反思和创新，核心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均属于在场性的知识并源于现实发展的需要。

第三，新发展主义发展理论并非闭门造车，相反，它充分吸纳了包括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型学术思潮中有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思想，如市场经济、产权、绿色发展等。

第四，倡导新发展主义的主体是南方国家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实践者。这一主体性确保着新发展主义理念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在场性及相关性。

需要指出的是，新发展主义并非一个具体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在反思发展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新发展主义的发展理论兴起于冷战以后的全球化时代，而且伴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随着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一系列催生新发展主义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也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新发展主义的观点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全球南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自主发展资源，即日益增加且多元化的南南合作发展融资体系，日益发展化的制度资源，如金砖国家组织、亚投行和新发展银行等发展制度体系。全球南方基于这些资源所开展的发展实践，正在不断生产新的发展知识。

中国正在推进的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实践，不仅为新发展主义提供了全方位的实践支撑，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新发展主义的理论维度。一旦全球南方坚持实践为基础的理论自信，新发展主义必将成为全球南方发展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