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某种意义上被“误读”的发展主义

在发展的语境下，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是理解南北关系与全球南方崛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知识单元。讨论新发展主义与全球南方崛起的关系则需要回到发展主义这个起点上。

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讲演中系统阐述了美国对于前殖民地的政策。他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计划：利用美国先进的科技和工业优势，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平。这一计划的核心是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广民主制度，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通过提供援助干预实现欠发达地区发展。

自此以后，几乎所有涉及发展研究的著作都将此看作是当代“发展”概念的起源。因为美国不仅明确提出了援助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理念，同时也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并与盟国建立了国别发展援助机构以及单列国际发展财政预算，形成了从理论、资源供给到机构的完整发展主义制度体系，并以此推动了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

如果说“殖民”是欧洲帝国主义遗产的话，那么，“发展”则理所当然被认为是美国的当代资产。

与欧洲早期通过殖民主义统合世界事务不同的是，二战后美国获得全球主导地位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需要根据新的地缘政治的客观要求调整策略。

二战前，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就已日渐高涨，二战延缓了去殖民化进程，美国则需要顺应这一潮流，形成既符合自身要求，同时也能回应新兴独立国家政治诉求的新战略。因此，杜鲁门在“第四点计划”讲话中提出了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剥削的主张。

与此同时，美国需要一个统合世界，特别是统合新兴独立国家的理论范式和实践体系。欧洲帝国主义者成功建构了基于社会进化论的“文明/野蛮”的结构主义理论认识范式，为其“改造落后民族”的殖民主义提供了道德合法性，而去殖民化消解了这一道德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则成为美国取代欧洲殖民主义、主导世界秩序最好的道德武器。

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将“落后地区”转变为“欠发达地区”，将改造落后地区的殖民主义转换为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主义，并将这一计划放置在政治平等与反对殖民主义经济剥削的大旗之下，从而在形式和修辞上改变了殖民主义时代的等级关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进入新阶段以后，凭借二战胜利的政治资本和战争期间积累的巨大工业产能对全球体系的整合。

1947年，港口工人在马其顿港口用美国谷物装满麻袋。 美国货船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左）卸下了9吨谷物，作为对希腊的粮食援助。

然而，这一改变并未动摇从15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西方/非西方不对等的结构关系。美国通过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新议程，再次将苏联阵营之外的多数前殖民地，纳入了以发达/欠发达为特征的新的全球结构体系中，让不平等的结构在新的时空中得以再生产。在此语境下，发展与美国主导全球的权力诉求融为一体。

这种融合必然要求对发展的过程进行控制，因此，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发展主义则成为这个体系的代名词。发展主义实际上成为一种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教义和霸权，也自然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展霸权的标志。

然而，西方世界对于发展的控制，只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和知识技术维度的特征，并非其全部含义。从广义的角度讲，发展主义思潮同样包含了南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内在诉求。

例如，孙中山1918年11月出版了《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1919年他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威廉·瑞德菲尔德，并附上他基于这本书所起草的“中国国际发展项目草案”。在该草案中，孙中山请求美国向中国提供资金、专家和技术援助，修复战争的创伤；他同时建议把援助和推动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作为国联的主要任务。

很显然，无论从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概念还是提出通过国际援助推动发展的角度讲，孙中山都应该是国际发展的创立者。孙中山《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不仅仅呼吁展开国际合作，同时也系统论述了中国自主发展道路的战略问题。他提出的中国需要提升国家能力、领导中国的民族工业化以及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等观点，与三十年后出现的发展主义理念的诸多要素一脉相承。

事实上，发展主义思潮并非简单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而是涉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南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以及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动等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景观。罗威廉的一系列研究展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之前，中国本土现代化的进展。这也是孙中山在民国初期提出中国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倡导“发展是硬道理”，推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以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以工业化为动力，推动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全球性大转变。马克思认为现代化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含义，也有后发国家赶上工业化的含义。

不仅有像中国这样具有长期历史文明的国家一直都在“发展”的道路上，最早取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推动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二战以后逐步获得独立的南方国家，同样将推动发展作为建设国家的主要手段。

欧洲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当地人民留下了一系列遗产、制度和想象——其中，发展就是最为主要的想象。因此，虽然南方国家很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如同罗威廉对于中国的研究所展示的，“现代性”是多样性的，发展也并非西方的专利。

很显然，发展主义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两个相互联系，但分属于不同主体的话语体系组成的混合意识形态。一是西方的发展主义——也是我们通常批判的发展主义。从这个角度讲，发展主义在政治上是霸权的，在理论上是建构的，历史上则是殖民主义的延伸，是殖民统治的产物。二是南方国家的发展主义，这个视角的发展主义具有“本土性”“杂交性”“后发性”的特点。由此可见，将发展主义完全“西方化”是片面的，会造成对发展主义的误读。

拉丁美洲和中国早期的发展实践聚焦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社会进步和全面的经济社会转型，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属于典型的发展主义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南方国家看作发展的受害者看似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但在客观上则是片面和极端的，对于南方国家甚至是有伤害的。

事实上，发展主义之所以会遭受误读，恰恰是因为南方国家在理论建构和话语体系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见，南方国家如果缺乏知识的自觉并失去自主性思想的支撑，转而被那些并不植根于南方土壤的外来知识体系通过建构和批判展开循环性替代表达的话，那么南方国家最终就会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