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理论的建构与批判：南方的被动

从广义和去政治化的角度讲，发展是一个全球性和普遍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但从狭义的角度讲，发展则主要指发端于二战之后的，发达国家通过援助和干预支持新兴的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工程”。

这一“社会工程”的理论核心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理论。该理论体系在本质上受到了“环境决定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讲，西方中心的发展主义理论是西方社会经济实践和思想演化的知识产品。发展主义理论最终走上全球发展的舞台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二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核心力量。为了确保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统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既控制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同时也作为制度和金融体系服务于美国对南方国家的援助，为发展主义提供了制度和资源供给。

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正统古典主义经济学政策导致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随之走上西方经济政策的舞台。凯恩斯经济学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发展规划、政府投资公共部门等主张也同时开始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成为发展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欧洲复兴计划的成功为发展主义提供了实践支持，从而推动了通过发展援助支持受援国实现经济发展框架的形成。

第四，独立之后的新兴国家普遍抱有追求国家发展的诉求，这些国家的精英和社会大众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为发展主义理念的应用提供了合法性。

发展主义理论框架的思想和实践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源于15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与非欧洲国家的长期交流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欧洲逐渐形成“文明/落后”的结构性认知，并由此发展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与此同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改造殖民地的干预性建设，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有关殖民地治理和建设的理论与经验。这些理论与经验在去殖民化之后都转入了发展援助的实践中。因此，发展援助也常被批判为某种意义上的“新殖民主义”。

比利时船只停泊在暹罗港口

第二，拉丁美洲的发展实践以及相应的国家主导发展的理论认识。作为欧洲和北美之外最早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南方地区，拉丁美洲在19世纪后期开始了初级工业化，并在20世纪30年代推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中，拉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以劳尔·普雷比什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南方理论”，并对发展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中国自清末以来，封建的农耕经济开始衰落，现代工业化发端。到民国以后，民族工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美国太平洋学会资助了大量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展开研究，出现了如方显廷这样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理论堪称早期的“发展经济学”。

尽管如此，真正推动发展主义成为发展理论与政策指导的，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1951年，刘易斯受联合国委托完成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措施》被认为是发展主义的基础理论。沃尔特·罗斯托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的宣言》一书，指出经济成长存在不可超越的阶段。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从传统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增长经济学的理论与社会发展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理论，共同构成了发展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早期关于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讨论，主要参考了拉美和中国的发展实践经验（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经验），联合国组织的相关研究也都展开了相应的实地调研。刘易斯报告中体现的各种观点——如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导向、发展规划的必要性以及援助效果的监督等——既源自他作为西印度群岛黑人的成长经历，也来自他对于拉美经济发展历史的了解。

遗憾的是，逐渐走入学术和政策舞台的发展主义理念，除了少数技术性的要素外，基本都是基于西方思想和实践的建构性知识产品。此后，各种从不同学科角度提出的发展理论，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理论框架建立在脱离欠发达国家实际、迎合西方社会进化论和政治制度偏好的基础上。

主导南方国家发展的发展主义理论呈现出严重的“南方缺位”。基于北方的“思想”建构的悬置性理论来指导南方国家的在场性发展实践，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尽管南方国家是发展的实践场域，南方国家在发展理论的建构方面却长期处于被动——即便在对发展主义的反思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拉丁美洲是最早实践发展主义的南方地区，也是二战之后继续实践美国为主导的发展主义理念的地区。到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高筑、社会矛盾激化、左翼思潮出现，同时也出现了拉美的左翼发展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被认为是“地方性”的，反思发展主义的理论主流依然在西方。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先后于1962年和1964年出版了《新兴国家经济——工业化与国家发展》和《20世纪的经济学》，被广泛视为最为系统性地挑战了发展主义理论的著作。他在1983年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交的《新发展观》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以国家“内生的”力量与资源为基础追求发展的重要性，并阐述了用国家权力约束市场的重要性。

1963年，英国发展研究院的建院院长、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发表了《特殊案例的局限性》一文，认为大学里讲授的主流经济学是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产物，不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其后，不同学科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的研究大量涌现，逐渐成为学术时尚。

对于“北方理论主导”的批判性审视并非质疑其理论本身的合理性，而且，认为南方国家在这场反思和批判的思潮中完全缺位也并不客观，但不得不承认，即便有南方国家学者的参与，这场由北方国家主导的反思与批判，大多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南方立场”。

在发展理论的殿堂上，多数西方的理论家依托其强大的“建构与反思”的知识生产能力和以提出“研究问题”为特征的学术路径，将南方发展问题“想象化”和“知识自我化”，满怀自信地生产理论和概念，同时又在学术的法庭上对这些理论展开看似不留情面的控诉与批判，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学术权威”以至于“学术霸权”。南方的思想除了“接轨”“协助”“补充完善”，剩下的也只能是被动与无奈地仰望西方知识的神圣殿堂。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宾逊，以表彰他们对于制度差异如何影响国家的繁荣的研究贡献。他们合作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早已在中国传播。

中国学者曾就此书提问：“为什么不提出国家为何成功的问题呢？”网上也有人指出：“中国的成就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理论构成了考验。”阿西莫格鲁等人关注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他们的观点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如同瑞文·康奈尔所说的，揭示了在普世性的表象之下，“北方理论”的社会科学实则是宗主国社会的观点、视角和问题。

人类的知识当然具有普遍性意义，但这一普遍性应当是原则性的，即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普遍性并不意味着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没有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情景性。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既有情境性，同时又是高度政治化的。发展理论知识的形成与演化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

强调南方国家的理论被动，并非刻意强化南北知识对立，而是旨在呈现发展理论和知识生产中的“主客体”关系，以及长期存在的南方作为“他者”从而被消费的知识殖民主义问题。发展理论的核心缺陷恰恰是实践情景在南方，理论的主导则在北方。如洪通吉所言，这是殖民地科学向后殖民世界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