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曲折的发展道路上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全心全意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模范行动，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拥戴决定的，是中国人民在对各个政党的历史比较中形成的历史性选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库恩：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我认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很明显：政策的连续性、快速决策和长期投入，可以确保需要长期一致性的战略能够得以制定和实施。但是，所有的治理体系都有利有弊，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面临的两个挑战是：第一，确保所有理性的观点，包括不同的观点，都包含在决策过程中；第二，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监督进行系统的制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政治创新，既能包含社会各阶层的投入和思想，同时也能保持精神的和谐和政策的连续。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规模和权力上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也更有义务关注其他党派和声音。真正的民主是通过多数人对待少数人的态度来衡量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需要强大的党员队伍。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影响深远的反腐败斗争，“打老虎”“拍苍蝇”，赢得民心。

还有一个问题，国际社会注意到，十九大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时提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李君如：党的十九大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归根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现实对中国政治提出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工作方向：一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二是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三是满足13亿多中国人民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四是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党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比如，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特别是边远乡村和山区发展的不充分。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617元。到2018年末，农村地区还有贫困人口1660万人。这就不仅需要完善市场经济，加快城乡特别是农村的发展，更要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特别是需要中国共产党来协调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地区和地区等各方面关系来支持乡村振兴。

在中国，能够统筹和协调各方面关系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协调，单靠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奋斗，单靠市场经济的力量，这样复杂的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党中央的这一举措和邓小平当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

他还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他在讲完这段话后，还指出：“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

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腐败的体系选拔官员吗？

库恩：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腐败的体系选拔官员吗？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十分关心、很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李君如：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指的是各个“山头”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方面的英雄豪杰都来自各个“山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各个根据地的英雄豪杰汇聚在一起，不可避免会发生“山头主义”即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延安整风运动不仅要解决主观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还要同时解决宗派主义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当时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决不允许搞“山头主义”。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上的“山头”问题已经解决，但在个别领域、个别情况下也出现过任人唯亲，甚至搞“小圈子”的问题，这是党所坚决反对的，一经发现就作为吏治腐败加以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