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如果我们也是按照这样“取代型”改革的方式去设计，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我们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无论从建立的历史条件来讲，还是从制度的本质特点来讲，都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的民主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从别人那里照抄照搬过来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更好地完善这些制度，而不是用什么多党制、两院制去取代它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之初，就鲜明地提出了改革中要明确“改什么、不改什么”的问题，并说这是问题的“实质”。他的原话是：“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不能离开改革的方向、立场、原则胡改乱改，而要永远记住“改什么、不改什么”这个实质问题。中国原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明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取代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实践中建立的，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不会用多党制、两院制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去取代它们。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存在不少弊端，也要在持续的改革中完善它们。

库恩：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所有的治理体系都有利有弊。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好处包括能够迅速实施关键政策，如金融危机期间的刺激计划。中国共产党可以确保需要长期承诺的战略能够得到长期投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

青藏铁路就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工程之一（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整个社会更依赖于其领导人的素质，更容易受到其变迁和过度行为（尤其是腐败）的影响。中国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在改革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几十年前，当“左”的意识形态以压倒性的狂热占据主导地位时，群众运动的浪潮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人民一贫如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它鼓励党员在科学、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扩大知识面。

如果我们审视现实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就会发现中国人在今天比在他们漫长的历史中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虽然我对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就感到惊奇，但我仍然认为经济成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大成就。第一大成就是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

此外，中国广大人民终于摆脱了大范围的饥荒、瘟疫、无家可归、文盲、政治运动和其他社会灾难。至于让公民参与治理过程，中国政府正在开发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新用途，以征求反馈和评估意见。

我认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是当今中国的最佳制度，因此我要强调，中国共产党有更高的责任标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提高个人福利，包括治理的透明度、对政府的公共监督、法治、民主、各种自由和人权。习主席指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依规治党，接受群众监督。

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在多党制下会更加稳定，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我对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精英政治印象深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具有高超的才智和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丰富的经验，并注重他们的业绩统计数据。中国共产党官员一般都是世界上最能干的人。只有保持党的高领导水平，防止独裁和专制的统治（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上）重演，中国共产党才能继续成功地领导中国。

五、从中国7亿多人口的脱贫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以及决策、执行机制有什么特点？

李君如：你在中国采访过许多领导干部，最近又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脱贫的，你以美国人的眼光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以及决策、执行机制有什么特点？

库恩：我确实采访过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有中央领导，也有地方领导甚至基层领导。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基层都有组织构架，既可以在决策时自下而上了解情况，又可以在贯彻时自上而下层层落实。这在脱贫攻坚战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习近平明确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习近平说：“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这是一个国家元首的非凡声明。

扶贫工作是如何实施的，特别是在扶贫工作非常重要的基层？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调动其组织力量，动员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贴近贫困群众。习近平要求“党政一把手要当好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深入贫困乡村调查研究，亲自部署和协调任务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