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中国有1660万农村贫困人口，约400个贫困县，近30000个贫困村。2012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在6年时间内累计减少了8200万人以上。

我原以为自己对中国了解很多，但直到在中国最贫困的县和最贫困的家庭待了几个星期，才知道精准扶贫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看到了以下几种扶贫举措：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

有三件事让我感到惊讶：（1）政府为贫困家庭建立了档案，里面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档案每月更新一次，信息定期发往北京；（2）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组织书记直接参与扶贫工作的协调和实施；（3）年轻党员对口帮扶贫困家庭，在贫困村生活不少于两年。

此外，在如此多的地方投入如此多的资金，我认为腐败将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在披露其错误的时候极其公开，2018年，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3.1万件，处理17.7万人。

2019年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福表示：“谁要想动扶贫这个奶酪，或者败坏脱贫攻坚的名声，也要严肃处理，不能让他得好处”。

我一直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游历，因为我正在制作和主持一部关于中国独特的“精准扶贫”的大型纪录片。我最近有一个担心：即使扶贫成功了——即使到2020年消除了所有极端贫困——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家庭收入刚过极端贫困线一年，并不能使他们达到“小康”。那么，如何使中国的减贫可持续呢？对这个问题需要继续保持警惕。

李君如：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执行机制，还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同级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同级组织之间，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既支持它们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而不包办它们的工作，又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来协调处理它们工作上出现的问题。

库恩：中国共产党在决策时还有一个特点，在改革开放中对新政策的制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总是在试验、检测、修正以及改进的基础上制定新政策。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决策的总原则是实事求是，根据实践需要决策，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

六、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行动是党内斗争吗？

库恩：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行动举世瞩目，但也有一些非议，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斗争是党的自我革命，这种斗争不是排除异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最大的成就，是不仅净化了党的肌体，而且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密切了党群关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库恩：国际社会还有一种议论，说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反腐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依靠的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有一整套自我净化的机制和立体的监督体系，已经取得了不可抹煞的成就。那种认为只有多党制才能预防和反对腐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许多多党制国家并没有预防腐败的发生，还常常把反腐败斗争异化为排斥异己的党派斗争，并不是成功的经验。

当然，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清醒的，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不仅要坚决、果断，而且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和战略部署。为此，党中央提出这场斗争第一步先解决“不敢腐”的问题，造成强大的震慑力，然后再一步一步解决“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也就是，要从“打老虎”“拍苍蝇”到建立健全反腐制度，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

应该讲，强调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令人注目地把党内法规建设和依规管党治党也列入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依规管党治党之“规”，包括了一个党的根本大法、两套党内法规体系。党的根本大法，就是党章。两套党内法规体系，一套是以保障党内民主、实现党员权利和义务、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为目标的党内法规体系；一套是以保障党的集中统一、严格党员纪律、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目标的法规体系。

前一套党内法规体系，包括发展党员规定，选拔任免干部规定，党内民主生活和组织生活规定，干部学习培训规定，以及定期召开党代会、选举党委会和党委实行集体领导的规定，等等，是“扶正”体系；后一套体系，包括十八大以来最有名也执行得最坚决的中央八项规定，还有关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规定，等等，是“祛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