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胜利之初，有那么几个月，一些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确实试过有限地保留帝俄符号，并将其赋予一种“俄罗斯民族象征”的新含义。下图为1918年车尔尼亚耶夫斯基苏维埃第1团的团旗，注意其中的双头鹰标志去除了王冠、权杖和屠龙圣乔治图案。

但这种小修小补遭到了当时已对沙皇深恶痛绝的大多数人、尤其是作为革命主要支持者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反对。而且不管怎么说，双头鹰旗号实在太容易与白军混淆，于是它很快就被废除了。

总结一下五角星标志代表革命者新军的优势：它有用于俄罗斯军队的传统，但与君主制没有稳定的联系。此外，它的近代来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而俄国的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在欧洲近代革命历史叙事上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除五角星标志外，红军正规化初期的各种高级服饰都受到同期法国品味的直接影响，其中包括另一个延续至今的著名帽徽——航空兵帽瓦上的飞翼图案（如下图）：

随着二战后苏联军事文化的扩散，这个航空兵飞翼又原样输出到一大票华约国家和朝鲜等国空军的帽瓦上，并间接影响了东德、古巴和新中国早期空军的帽徽设计。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红花的种子：官方红星帽徽的诞生和标准化

关于1918年作为红军象征红星图案的第一位“官方”设计者，有些史家认为是《俄罗斯工农陆海军》报创始人、曾临时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的老布尔什维克К·埃列梅耶夫，另一些人认为是莫斯科军区政委Н·波利安斯基；还有少数人声称这个设计者就是托洛茨基本人，他从克雷连科准尉（从杜鹤宁手中接管大本营的俄军临时总司令）衣领上看到的世界语标记（一个绿色五角星）中获得了灵感。但托洛茨基本人并未承认此事。

根据1919 年《军事事务》（«Военное дело»）杂志5-6期所载Е·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回忆：

“……波利安斯基同志是第一个提出‘带有锤子、犁铧和一本书图案的五星’想法的人，打算以此作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象征。上级批准了五星图案但去掉了书，只保留锤子和犁，这个独特的标志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认可。”

但很多人并不赞成上述说法，苏联官方也从未表彰过波利安斯基“设计红军象征”的荣誉。总体上看，没有公认的、被苏联俄罗斯官方认可的定论，有许多观点倾向于第一设计者不是上述任何一人且已不可考。

现在已知的时间线是：1918年4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在一个角落里首次宣布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一种红星徽章：红星代表战神玛尔斯（火星），而锤头向上、锤柄右倾的锤子和犁铧代表工农联盟。

1918年5月7日颁布的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第321号令中，这个标志被正式发布，称为“带犁和锤子的‘玛尔斯之星’”（«„марсова звезда“ с плугом и молотом»），明确为红军战士身份标志，禁止非军人持有，并规定其应戴在左胸前；但仅仅过了一天（1918年5月8日），莫斯科地方的军委发布了一个与之矛盾的命令，要求把红星徽章戴在帽子上。

事实证明后一个命令远比前一个更受基层战士欢迎，到7月29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得不下发第594号令，追认红星犁铧锤子徽章应当作为帽徽（只有指挥员继续佩戴以红星图案为基础、增加兵种特征的指挥员胸章），并将其重新命名为“红军军徽-帽徽”（«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ий значок-кокарда»）。

在这个时期，红军队伍中佩戴红星的方法十分混乱，有戴在帽子上的，有戴在胸前的，还有为了同时顾及两个命令在胸前和帽子上各戴一枚的；594号令出来后一段时间，仍能找到大量红军官兵在帽子上和左胸各戴一枚红星的实例照片。

红星的具体式样一开始也是五花八门。7月29日前，官方没有发布图例，事实上即使有图例，当时也无法通过电报发送；外省作战的红军部队大多继承帝俄的定制军服传统，承接订单的各地工厂和（制作指挥员胸章的）珠宝商，按自己对命令中“带犁和锤‘玛尔斯之星’”的理解各显神通：

以上是几种极端的红星胸章。除规定的红星、锤、犁、月桂和橡木元素外，有在星星外弄光芒线的，有自行外套兵种色镶边的，有把五个角做成水滴形浮雕的，有在五个角里嵌上“РСФС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甚至还有在五个角尖上加圆头的。

以上还不包括红星朝向倒转（单角朝下、两个角的一面朝上）的变体，下文会专门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