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数字世界

上一代人的互联网，基本前提是它将加速全球化，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改变了经济和政治。许多人希望，数字时代可以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

今天情况不同了——权力集中在少数大科技公司手中，以美国、中国和欧盟为中心的权力集团相互竞争的干预，导致了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数字图景。

这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影响也将同样深远。目前，大的科技公司们正在评估如何最好地定位自己，以应对美国和中国旷日持久的竞争。美国认为，其地缘政治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自己被其技术专制的对手取代。大型科技公司将谨慎行事，以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政府失去权威的不安全感。

但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这些公司将更加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如果它们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不可或缺的公司”，这些国家的“冠军企业”将争取比竞争对手更多的政府补贴和优惠待遇。

全球主义者会辩称，如果各国政府闭关自守，采取“地堡心态”，它们将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美国的全球主义者会注意到，亚洲和欧洲的大公司，远没有离开中国，正在加强他们在那里的存在——华盛顿将美国公司赶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只会伤害自己。

为了防止人们指责他们把自己的底线置于国家安全之上，他们会辩称更深层次的脱钩将阻碍美中在跨国挑战上的合作，比如流行病和气候变化。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很乐意静静等待时机。当“国家冠军”和全球主义者为“谁将塑造政府政策”而争斗时，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将利用传统公司和去中心化项目，如以太坊，来探索数字空间的新前沿，如元宇宙。

当美国政府时不时地把他们拉到国会面前谴责他们时，他们会采取最小的措施来安抚政策制定者，但会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破坏华盛顿的任何努力。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走向一个民族国家灭亡、政府终结和边界瓦解的未来。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预测在今天比在90年代更有可能成为现实。

但把大型科技公司说成是政府可以在地缘政治棋盘上随意摆布的棋子，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它们本身越来越成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只有更新我们对他们地缘政治的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崭新的数字世界。

斯蒂芬·沃尔特：科技巨头不会重造全球秩序，原文刊登于11月8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斯蒂芬·沃尔特（反方）：

物理空间是必需的，数字空间是可选的

原因要从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根本区别说起。物理空间是我们所熟悉的、有形的：是空气、水、食物、耕地、我们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环境。

物理空间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没有它，人类将无法进食、呼吸、生育、穿衣和居住等等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地方坐下来插入设备，人们就无法上网或玩虚拟现实游戏。

我们不可避免地依赖自然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争夺领土、控制航道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设立边界并设计如主权之类的制度，来规范我们所处的可居住区域的政治权力。更明显的是，物理空间的不可或缺性是当今气候变化问题为什么如此突出的原因。

相比之下，数字空间中没有东西对人类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数字空间是有用的、无处不在的、有吸引力的、方便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改善生活，但这不是必要的。

人类繁衍到近80亿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大多数人现在享受着足以让他们祖先震惊的物质水平。人们在没有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Facebook和任何其他数字空间元素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正如布雷默所说，“科技公司无法将自己与物理空间脱钩”，科技公司的设备总是需要建立在主权领土上。服务器必须位于某地并连接到现有的电网。编写算法、接听求助热线或填写订单的员工必须在受政权约束的特定地点生活和工作、吃饭和睡觉。

亚马逊可能在云端运作，但它也依赖运输车队运输商品。即使是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也必须在真实存在的国家边界内，根据当地法律建造他们的容身之处。

我的观点是，不难想象没有数字空间的人类生活，回想我们几十年前的生活就可以。但是难以想象如何生活在没有物理空间的环境中，这像是将我们带入科幻小说。

如果马斯克对火星殖民地的幻想能够实现，火星将成为一个遥远而微小的出路，依赖于来自地球的源源不断的供应，并且很可能住的是机器人，而不是人。

这并不是否认数字领域的重要性。如果明天数字空间崩溃，世界经济将遭受重大损失，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传统邮件、模拟设备和其他数字化前的经商方式，但文明不会崩溃，人类可能会迅速适应。

当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我们政治话语的文明程度——甚至可能会提高。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物理空间的生物圈或其他基本特征，我们就完了。

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政府决定做什么，如今的数字空间都不会崩溃，没有人真的想要粉碎服务器并将我们带回模拟世界。真正的问题是数字空间将受到多少监管以及受到监管的方式。

尽管对谷歌、苹果和Facebook施加限制可能会使它们的利润略有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创新进度，但不会让它们破产。监管人工智能或其他数字工具可能会阻碍一些技术自主带来的好处，但它不会让所有发展停摆。

当安全、政治权威与技术创新之间需要权衡时，这一权衡显然存在，政府（和社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技术创新以保障安全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