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数字未来

随着科技公司和政府就数字空间的控制权进行谈判，美中两国的科技巨头将在三种地缘政治环境可能性中运作：一种可能性是国家至高无上，奖励国家冠军；一种可能性是企业从国家手中夺取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赋予全球主义者权力；一种可能性是国家逐渐消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地位提升。

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的“冠军企业”获胜，国家仍然是安全、监管和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新冠大流行等系统性冲击和气候变化等长期威胁，加上公众对科技公司力量的强烈反对，巩固了政府权威，使其成为解决全球挑战的唯一力量。

美国奖励那些部署资源支持国家目标的“爱国”公司。政府希望为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契约的其他组成部分提供新一代技术支持服务，将提高其在中产阶级选民眼中的合法性。

威权政府加倍培育“国家冠军”，努力实现自给自足，同时在巴西、印度和东南亚等重要的全球波动市场争夺影响力。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发现，平衡好自己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要困难得多。欧洲是最大的输家，因为它缺乏有财力或技术手段的科技公司来对抗这两个大国。

随着欧盟推动数字主权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美中冷战使科技领域的国家安全成为首要任务，欧洲科技行业别无选择，只能遵循华盛顿的议程。

与此同时，互联网日益碎片化的特性使得在真正的全球范围内运营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数据、软件或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因法律和政策障碍而无法跨境移动时，或者当美国和中国公司制造的电脑或手机无法相互通信时，就会增加公司的成本和监管风险。

亚马逊和微软或许更容易适应这种新秩序，因为它们已经在应对越来越大的国家安全压力。这两家公司已经在为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提供云服务方面展开竞争。但苹果和谷歌可能会发现，与美国政府合作更令人不安：前者拒绝了政府破解加密智能手机的要求，后者退出了与五角大楼的图像识别项目。

如果Facebook被视为为外国虚假信息提供了平台，而又没有为政府提供有用的资产，那么它可能会经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将是一个地缘政治上更加动荡的世界，战略和技术分歧的风险更大。台湾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美国和中国公司继续依赖台积电作为尖端芯片的主要供应商。

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坚持了下来，但处于一种削弱的状态——这为全球主义者铺平了道路。由于无法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监管机构接受了政府将与科技公司分享数字空间主权的观点。

大型科技公司打破了削弱其海外业务的限制，称市场机会的丧失将损害创新，并最终损害政府创造就业和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公司不接受技术冷战，而是向政府施压，要求它们就一套共同规则达成一致，以保护硬件、软件和数据的全球市场。

苹果和谷歌可能会从这个结果中获益最多。苹果可以继续为旧金山和上海的精英提供自己独特的技术生态系统，而不是被迫在美中主导的互联网之间做出选择。谷歌的广告收入模式将会兴旺发达，因为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都在消费那些将个人数据商品化的产品和服务。

特朗普曾在总统任内下令封禁TIKTOK

政府和科技公司争夺影响力

全球主义的胜利也将有助于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TIKTOK将可以免费向全球观众提供“病毒视频”（像病毒蔓延一样分享传播而爆红的视频），增强其人工智能算法和全球收入。全球主义者需要稳定才能在未来十年取得成功。

他们最担心的是，美国和中国将继续脱钩，迫使他们在一场经济战争中选择立场，这将给他们的业务全球化努力增加障碍。如果美国和中国认定，过度监管有可能削弱创新，它们的命运才会得到改善。

一个全球主义主宰一切的世界，将使欧洲有机会重申自己精明官僚的角色，能够设计出允许科技公司和政府在数字空间共享主权的规则。

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人们经常预测的对国家的侵蚀最终应验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利用了人们对政府未能创造繁荣和稳定的失望，将公民吸引到数字经济中，使国家不再处于中间地位。

人们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心正在减弱——甚至崩溃。监管机构无法控制加密货币，它们获得广泛接受，削弱了政府对金融世界的影响力。中央集权的瓦解使世界大大降低了应对跨国挑战的能力。

对于拥有远大抱负和相应资源的技术梦想家来说，爱国主义变得毫无意义。Facebook取代了公共广场、公民社会和社会安全网，创造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货币，并获得了广泛的使用。

一个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发号施令的世界，其含义是最难厘清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太习惯于认为国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行动者。政府的阻碍越少，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就越有能力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政府不会不战而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