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让全世界棘手的毒品问题，我们知道原来世界有三大毒品产地：阿富汗、哥伦比亚和金三角地区。金三角所在的湄公河澜沧江流域原本毒品犯罪非常猖獗，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河流流经各个国家，旁边又是丛林，所以没法管管不住，而现在由于“一带一路”进入了这个地区，澜湄流域实现了六个国家共同打击毒品的区域制度——上游发现了，马上报告下游具体信息，下游的国家开始堵截，这样上下一起联动，金三角的毒品就很快控制住了，现在那里已经不是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了，东南亚地区的毒品生产和交易已经大大减少。

多国合作的澜湄流域联合巡逻执法使“金三角”地区的毒品犯罪得到有效控制（图片来源：文汇报）

那么，如果澜湄流域可以做，它的模式，它的经验就可以被很多区域借鉴了——很多国家都有共同的河流，共同的山脉，共同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所以说，全球治理是个大概念，它最后要通过区域治理来实现。每一个区域的条件不一样，发展程度不一样，不能等到所有的区域都一个水平再治理，“一带一路”提供了这样的治理的多样性和不同步的发展方案。所以有了“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就可以一个领域一个领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推进。

以前的全球治理就是“西方治理”，甚至于就是“美国治理”。目前这一套西方治理或者美国治理，不仅已经不太符合全世界总的平衡，而且连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自己也在退出去。所以全球治理以西方治理美国治理为主的时代正在过去——它已经承担不了全球发展的需要，所以“一带一路”它代表着非西方的全球治理。西方治理的下降和非西方治理的上升，这种“此消彼长”就是全球治理的一对矛盾，刚才说的是“上-下”，这里是“东-西”，所以“一带一路”代表着一个全球治理的方向，一个趋势，一个未来。

观察者网：您说到了“一带一路”将改变全球治理的趋势，在这方面东西方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一带一路”效应的初步显现，近年来西方媒体带领舆论发起了很多针对“一带一路”的批评，让外界很多人开始质疑“一带一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黄仁伟：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带一路”取得成功。他们知道这个倡议不是他们提出的，也不是他们做的，所以如果中国提出来并且做成功了，这对于整个西方秩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他们宁可看到你做不成，所以他不会站在正面来讲“一带一路”的成功。因此他们会格外关注“一带一路”产生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尽量放大，尽量把它们渲染成“一带一路”的主要议题，主要内容：“中国人‘一带一路’最后要黄了，失败了，你们谁跟着他走，最后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一带一路”这么大的项目不免会有失误，不免会有中国缺乏经验造成的不成功，所以只要抓住一个不成功，他们就把所有的其他的案例都覆盖掉，造成了一个大的氛围，于是就围绕“一带一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

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一种批评就是“债务陷阱”，此外还有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为了地缘政治，为了建立新的霸权，为了改变世界上的西方秩序，为了建立势力范围。另外，他们说中国也开始干涉各国内政了，因为“一带一路”深入到各国，然后中国以“一带一路”输出意识形态，输出中国模式，会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权等等。

所有这些有三点最基本的东西可以驳斥，但是很可惜我们国内的许多学者没有抓住。

第一就是所有这些西方的论调都是推测，都是根据他们西方几百年的发展经验和逻辑，认为“我们曾经这样做了，轮到你们的‘一带一路’肯定也是这么样的”——这是西方几百年逻辑的继续。更有甚者，西方的这段历史已经上升为一整套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理论，这套理论也被包括中国许多学者接受了。他们用了这套理论来判断来检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被动进入这个逻辑里头。

第二，他们没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往往只是抓住其中的一个片段，以偏概全。不管有意无意，只要抓住一块就说是全部。所以什么债务陷阱，还有什么破坏生态，他没办法拿出“一带一路”的整体数字，而是抓住其中一个案例一个项目，就说“一带一路”就是这样，这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