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进城青壮年农民虽然在城市务工经商，他们在年节时间却往往返乡，一方面是父母子女仍然留守农村，他们要返乡照看父母子女；另一方面，进城农民还需要返回村庄寻找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他们进城了却不可能也不愿意斩断与村庄的联系，经济上、社会资本上和生命意义上的联系都无法斩断。

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城市很难为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完成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农民年轻时进城，年龄大了仍然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就需要返回农村。从年老父母的角度来看，即使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有住房，有稳定收入，这些年老父母也大多不愿与子女一起生活在城市，因为一起生活就意味着受到子女的各种约束，不自由，就像坐牢一样。与子女短时间一起生活，很亲密，是亲人，但长时间在一起生活就变成了仇人。进城农民买了房子也往往只是年轻子女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年老的父母仍然在农村居住生活以及耕种土地。

小结一下，当前中国农民进城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农民家庭中往往是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劳动力进城了，城市化率提高了，留在农村的农民家庭数量并未显著减少；第二，因为缺少对在城市体面安居的预期，农民进城时大多会保留返乡退路，而不愿选择“不可逆”的进城策略，最重要的是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与耕地；第三，进城农民倾向在年节时间返回农村，以保持与农村经济、社会、价值方面的联系；第四，农村老年人不愿与子女一起在城市生活，因为“城市生活不自由”，而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村庄熟人社会，老年人在农村的生活就比在城市有更高的质量、更好的品质。

由此造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个显著后果：第一，大量农民进城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农户家庭数量却未显著减少；第二，中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了，农民却没有退出农村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没有随着农民进城而显著减少。甚至陈锡文讲，与社会主流舆论认为农村住宅空心化程度很高的判断相反，“据国家电网公司对其经营区域内居民房屋空置率（年用电量低于20千瓦时）的统计，城镇居民房屋空置率为12.2%，而乡村居民住房空置率为14.9%”[3]，农村住宅空置率仅仅比城市住房空置率略高。

农民进城了，却仍然保留农村宅基地，保留进城失败的返乡退路，这显然是农民对自己进城风险的理性评估。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能所有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并体面安居，而几乎必然会出现大量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进城失败的情况。一旦进城失败，他们就可以返回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在农村过熟人社会中的体面、安逸、悠闲的生活。正因进城失败可以返乡，中国才没有出现进城失败农民在城市的漂泊聚积的现象，也就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存在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

印度达拉维贫民窟，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现在逐渐“旅游景点化”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除此以外，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深深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就嵌入到世界经济周期中。这样的经济周期一定会有周期性的风险，典型的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2000万农民工失业就意味着2000万个家庭失去收入来源，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所有失业农民工都可以顺利退回农村。回到农村后，失业农民工“正好可以休息一段时间”，而他们回家的生活成本也不过是在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

正因进城农民留有返乡退路，他们进城失败可以选择返乡，中国就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就不会因为出现了经济或金融危机而造成社会危机、政治动荡。这正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在快速经济发展中保持了高度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

当前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却并未同步退出农村宅基地，这个事实可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农民进城了，要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却没有同步退出农村宅基地，由此造成当前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同步增长的现象，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尤其是一些人认为城市建设用地十分稀缺与珍惜，而对农民进城却未退出宅基地极为痛惜，因此极力主张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应当“人地挂钩”[4]，即农民进城就应当退出农村宅基地，以减少当前农村土地资源、尤其是建设用地资源的低效与浪费，以提高建设用地效率，以节约集约用地。